电话接通了。12月5日晚上7点40分，在北京工作的樊杰正在赶往北京南站的路上。地铁里信号不好加上环境嘈杂，他对记者重复了一遍：“我要去南京！”　　

一个小时前，得知公司要派人去南京送一份重要文件，樊杰立刻请缨，只借了台手机充电器，连行李箱都没带，即刻出发。　

说走就走，关键点在于目的地——南京。　　

这更像是一场与7年前自己的重逢。2010年，他作为上海位育中学高二（7）班的学生，第一次贴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世界，拜访了唯一亲历对日诉讼终审胜利并获得赔偿金的幸存者夏淑琴。　　

80年了。80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这一天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在今年11月15日，83岁的幸存者佘子清和86岁的杨明贞同日离世，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数减少至“98”，不足百人。　

即使未曾亲历，没有亲人遭受戕害，也非从事史学研究，多少中国人都记得历史课本上“30万”的数字，也许还看过《南京！南京！》《二十二》等影片，或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咬紧牙关、眼角湿润。　　

除此之外，南京大屠杀与生于和平年代的你我，到底还存在怎样的关联？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之前，我只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樊杰说，因为当年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这段经历，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整个人生走向，都被彻底颠覆。　　

而追寻并传播这段历史真相的普通人，致力于对世界发声、唤醒装睡者良知的普通人，远不止樊杰。

路过签名墙时，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的学生们写下留言。

“这事不该到此为止”　

“就在一个上午，我们一家9口，只剩下了我和妹妹。”2010年4月，在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81岁的夏淑琴与16岁的樊杰面谈。　

樊杰是主动找去的。　　

那一年，正逢位育中学组织学生赴南京开展社会考察。当别的同学大多选择城市建筑、特色小吃等课题时，樊杰决定啃“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个硬骨头。生于贵州、长于上海的樊杰从小对历史话题感兴趣。

他从新闻里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性人物夏淑琴。他通过联系夏淑琴“名誉侵权案”代理律师谈臻找到老人。　　

两个小时的交流，夏淑琴愤慨、激动，泪水满眶，樊杰说，“我只能倾听”。这画面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此后，樊杰读到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写的《城东生死劫》，这本书影响不大，是费老自费出版的。樊杰说，费老是他最敬重的人。这位老教授从2001年起，利用课余和退休时间，在7年间走访了南京城东汤山地区的近百个村庄，找到350名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整理出834个死难者姓名。这份“汤山名单”后来被悉数刻上“哭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如今，费老的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再不抓紧时间就来不及了！”　

他后来曾多次跟随费老到南京城东走访。一次，樊杰看到麒麟镇丁家村87岁的周王氏还在田间劳作，便主动要求帮提菜篮，却被老人一再拒绝。孤僻、警惕、不信任，是那场灾难给老人留下的精神创伤。

4天的调研结束后，樊杰回到上海，向班主任提交了十几页的报告，被评为南京社会实践小组一等奖。这份报告被作为生日礼物赠予夏淑琴。

看似圆满。但樊杰觉得，这事不该到此为止。

对这些目睹亲人被杀、家破人亡的战争亲历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樊杰是徐汇区教育局2010年创办的青少年光启创新基地的首批学员。在指导老师高晖的鼓励下，樊杰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遗症”为题，开展了长达一年的研究。　　

他研究发现，大多数幸存者在回忆伤痛时，会表现出仇恨、恐惧、情绪失控，而有的则异常平静，甚至冷漠。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会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我们需要给大屠杀幸存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战后环境。”他在报告中写道。最终，这篇近2万字的研究报告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的肯定，被发表在中日网上，樊杰也因此在上海市青少年英特尔创新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是有关系的”

“我记得她讲述整件事的时候十分平静，连哽咽都没有，但我看的时候眼泪一颗接一颗往下掉，最后哭出了声。”35岁的庞欢（化名）清晰记得10年前的观影感受。

她看的是美国HBO拍的纪录片《NanKing（南京）》。片中，张秀红老人讲述自己被日本士兵侮辱的过程——　　

爷爷替当时只有12岁的我哀求，日本兵用枪托砸，我就跟爷爷说，爷爷你不要拦了。日本人走后，我身上都是血，爷爷给我揉腿，说，红子啊，你太小了，你太小了。她说，爷爷啊，要是你被日本人杀了，我也活不成啊。　　

庞欢不是南京人。观影时她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如今是美国某高校的助理教授。她的作家身份鲜有人知。

她第一次接触南京大屠杀，是小学组织看电影《屠城血证》。她只记得一个镜头，是一双被活埋的同胞的手，伸出黑土，直指天空。之后几天，她一直反复回想这个画面。　　

“我想如果被活埋的是我，我有没有可能幸免？”她设身处地设想过，自己在泥土里屏住呼吸等日本兵离开，甚至还在心里演练过几次，“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害怕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　　

但恐惧是短暂的。和大多数人一样，庞欢觉得南京大屠杀是身外事，比不得柴米油盐有切身利害。尽管对这段历史有过了解的冲动，高中时买的《东史郎日记》《拉贝日记》她都没能够看完，直到看到张秀红的叙述。　　

“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是有关系的。宏观叙述和抒情并不给人切肤之痛，真正具备震撼力的是那些关于个人的故事，虽然细微平实，却可以被理解、被感知。”大学期间热爱文学创作的她，决定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主题的小说，把幸存者、亲历者，甚至加害者的经历合在一起，“成为一本《证词》。”

主角名叫顾嘉音，灵感来源于历史上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记住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庞欢说。　

最近，庞欢的儿子刚学会说话，她给孩子起了故事主人公的名字。这使得从一开初，这个孩子就被赋予了同南京大屠杀的联系。

“有无数细节，让人无可推诿”

研究南京大屠杀，使樊杰成为高中生中的异类。

其他高中生都在为高考奔忙，他却在疯狂地看历史书，一周甚至要看七八十本。从网上买、从图书馆借、从古玩市场淘，他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大屠杀的相关资料，买了至少一百多本，其中很多价格不菲，好在父母一贯支持。书房容纳不下，连客厅都摆了3个书柜。樊杰经常利用午餐时间，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啃一本又一本大部头。

成绩因此一落千丈，有几次居然考了倒数。班主任李静非常担心，通知樊杰的父母到学校。没想到，经过一番“谈判”，樊杰竟说服了父母和老师，更加专注地投入研究。樊杰的父亲刘明伟对此回应说：“我一直教育他，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李静如今对樊杰的评价是“目标明确、有社会责任感”。

樊杰认为，真正能带给人冲击的是史料。被刺刀捅成窟窿再把肠子塞回肚子里的人，日本兵活活烧死伤兵的情形……史料中无数惨无人道的迫害方式，是他真正认识这场战争的方式。

庞欢说，她直到上初中时看了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才知道南京守军也曾殊死抵抗……这些细节让她惊讶发现，虽然早就熟悉“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汇，却对它实际内容一无所知。“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是不是事实，他一定会回答是。但你再问他是否知道关于大屠杀的事情，他仔细回想，也许会发现，自己连开始的日期都记不清楚。”

她记得高中历史老师说过，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证实，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事实。“我当时纳闷，难道不就是事实吗？”后来，她才明白老师的意思：一件事情是事实，并不在于有人不断告诉你这是事实，而在于有无数的细节，让人无可推诿。

许晶是南京汤山人，南京某奢侈品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他是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的成员。这是一个自发保护抗战历史遗存的民间组织，团员有5位，将几乎全部业余时间投入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战迹调查中。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下，人证、物证的收集分外重要。“我们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

“虽然是业余的，但他们其实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张连红说。

“当时被屠杀的军人为什么不反抗？”在民间研讨活动中，31岁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唐恺偶尔会面对这种“怒其不争”的质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时中国军队在装备劣的情况下，以弱抗强。”唐恺说。

尽管收入不高，但为了搜集日方战时宣传画册等史料，唐恺已在日本的拍卖网站上花了十万多元。团长张定胜研究长达十几年，为了找子弹还专门购买金属探测仪。一到周末，团员们就带着户外行囊，沿着文献资料中的作战图，寻觅当年的战壕、碉堡、散兵坑，将搜寻到的战斗遗存物捐赠给纪念馆。

就在几天前，寻研团在紫金山悬崖上端发现南京保卫战的一个“英雄单兵坑”，挖掘出几十发德制弹壳和5个手雷盖。“大家的眼睛都湿了，因为这位战士背后就是悬崖，他很可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晶说，“南京不是一座不战而亡的城市。”

“并非你背诵十遍‘南京大屠杀是事实’，这就是事实。”庞欢说，“只有当你触摸到历史的细节后，再次说出这句话，你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愿意为了自己说的这句话去付出。因为你曾经被这些东西震动过。”

“和平年代的我，选择对这段历史尽绵薄之力”

樊杰说，很多人有误区，认为历史总该是由科班出身的人来研究。

今年6月底，5名浙江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大三学生也找到费仲兴，跟随去句容地区寻访幸存者。他们将摄制的短片投稿到浙江省DV大赛。尽管有老师建议“这种重大选题，最好不要去触碰，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但王天坤觉得，“我们学生就该去接触这些东西，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谁去做呢？”他问过身边很多同学，大都不知道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

摄制小队的队长麻俊凡说自己是理科生，高二后就不学历史了，很多认知只停留在书本之上。拍摄之前，他们5人第一次到纪念馆参观，整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没有说一句话。直到现在，麻俊凡依然觉得沉痛。

“一个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就一定要从事历史工作吗？在和平年代的我，选择的是对这段历史尽绵薄之力。”樊杰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当年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他才逐步建立起历史观；也是为了追寻一位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他考去东北大学。　　

“从小到大，我的成长一直比较顺利，也有优越感，觉得只有能征服自己的人才值得重视，对别人的苦难当然有同情，但仅是点到即止。”庞欢介绍，她书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大屠杀之后，才真正懂得去体恤那些弱小的人，也愿意为了这些人去真正做一些事情。“写这个人物也是给自己一个寄托。嘉音对人的态度的转变，也是我的转变。”

最初她担心这样沉重的题材会令人痛苦，也不希望太引人注目，就把小说陆陆续续放在一个与南京大屠杀并不直接相关的贴吧里，没想到经常收到留言。读者大多是还在读书的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不少人会主动分享家族故事。其中一位姑娘留言，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摘抄，用了3本笔记本。这一切都让庞欢觉得值得，“今后一定要出版”。　　

“我相信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苦难感同身受的善良。这种情感的共通提示我们并不孤独，这是对受难者的宽慰，也是对自己的宽慰。”庞欢在网上写道。

和庞欢的低调相反，许晶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进入12月份以来，许晶取消了一切娱乐活动，他每天在朋友圈做国家公祭日倒计时，分享《拉贝日记》学习心得，发十几条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链接。

“在专业研究上我不如专家学者，但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影响他人，唤醒他人。”他觉得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责任去传播历史真相。

许晶说，自己年轻时想的是如何享受生活，“当看到国家大步发展时，我们应该回头看一看我们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不能忘记我们付出的代价。如果不把这段历史说清楚，我们对不起下一代，对不起未来！”

随着国家公祭日的临近，南京城中悬挂起黑白色的纪念旗帜。离纪念馆最近的云锦路地铁站设立了两排2017年国家公祭日许愿墙，已被写得密密麻麻。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学会的同学们路过此处，停下脚步。

接过志愿者手中的笔，高昕宇写下“少年兴则中国兴”，高旭东写了“祈愿和平”。

中新网盐城9月18日电 (于从文 谷华)“作为现代人，应该如何从文化层面去解读甲午战争与大屠杀史呢？”18日，在江苏盐城召开的日军侵华暴行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抛出上述问题。

朱成山说，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可忘记，“如果说，甲午海战是一场军耻，那么，南京大屠杀就是一场国耻。军耻和国耻都是民族的耻辱历史。”

他认为，作为历史的甲午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已经分别过去了120周年和77周年，但从文化意义上讲，这两个大的历史事件依然存续在现实中，作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如同教科书一般教会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明确现代人的正确政策、策略和方法，开拓未来发展的正确途径。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从现代人的角度理性地去反思，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换句话说，落后的原因在哪里？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落后”，朱成山说，应发掘和利用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从文化层面去解读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史。

“可以明确下这样一个定论，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都是悲剧文化。”朱成山说，中国的文化排斥悲剧文化，喜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实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国际上的奥斯维辛、珍珠港、广岛和长崎等都是悲剧文化，都受到政府的重视。

其次是人类警示文化。朱成山说，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都对人类有普遍的警示意义，人类不应该付诸屠杀、暴力、血腥和恐怖。

“我们今天展示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去展示历史，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谐的世界，各民族之间应该不要诉诸武力，而应该相互尊重，和平相处”，朱成山说，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具有和平教育文化。

“还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朱成山表示，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们揭示的道理很浅显，国家不强，老百姓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国防不强，就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

朱成山说，今年的12月13日，中国将历史上首次举行国家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以国家的名义纪念和悼念，目的不仅仅在于让更多人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而是要汲取历史教训并实现一种超越。我们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牢记历史、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