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参见：甲申国难、剃髮易服}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而满洲军事集团蠢蠢欲动。

女真人看到大明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併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製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清朝以投降明军为先导，数次大屠杀多是由李成栋等降将带头。由于中国内地许多城池颇为坚固，攻城时更重用汉军中的炮兵，康熙以前共179名八旗汉军世袭官员的功绩，其中至少有45名明确指出他们曾以督放红衣大炮立功，此功在八旗满洲和蒙古八旗当中则较少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巩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灭绝汉文化，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在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颁布“剃髮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髮。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满洲贵族叫嚣：“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清军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髮，在发布剃髮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顺治二年七月初九日（1645年8月29日），清廷又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人民改满服。

剃髮易服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这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清廷在华东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当时发令所到之处，各级地方官令剃头匠挑着剃头挑子在街上行走，见蓄髮者就剃之。稍有抵挡，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示众。甚至孔子后裔以执行孔庙典礼不便，呈请蓄髮、用先人衣冠，也遭清廷下旨切责，只因圣裔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剃髮，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束髮戴冠的髮型。

在江南诸省，这些政策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区的强烈反抗。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举起义旗，但均被清军屠城，被杀者数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为头髮的剃蓄问题而遭遇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绝无仅有。

清初屠城事件，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这一词在任何史料文献内都找不到。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一百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十三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入关内，济南府境内，清军大肆屠城，济南府大约一百万人被屠杀。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清军攻入赵州进行大屠杀，三万人被杀害。

崇祯十一年（1620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朝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仅自杀的汉人，在清朝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十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清朝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四万多满洲八旗、近两万蒙古八旗、约三万汉军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统率的约两万天祜兵、天助兵，加上包衣、外藩蒙古兵、朝鲜军合计十二万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入主中原。

清朝进入中原，首先靠的是武力，而且是灭绝人寰的武力。为了杀一儆百，他们对抵抗较为顽强的地方，一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清朝“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在屠城扬州的时候清军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

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

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倖免。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在屠城过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悬樑自杀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断手和脚的百姓在地上挣扎着，清军将一大部分逃生的百姓赶到河边，然后将他们赶进河中纷纷淹死，河里的水都不能流动了。清军每遇到一个汉人就强迫他们献出自己家中的宝物，如果给清军很多的东西的话就可以活命，如果给的不多或者清军不满意，直接把人杀掉。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崑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清军屠崑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崑山顶上。有个小孩忍不住哭出声来，被清军发现，于是大肆屠杀这些妇女。。“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崑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时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时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倖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髮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全城只有五十三个人倖免。

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

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初期，清朝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採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在张献忠死后出现了清军跟南明军对峙的局面，清军的势力于川北保宁一带，而大明军队占据着四川境内大部分州县，至于张献忠杀人六亿应属于谎言。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五百万人，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十四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三十到四十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顺治六年（1649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汇报入川清军将领乱杀无辜的情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平复四川。1773年，吴三桂反，吴三桂在四川各地的党羽如郑蛟麟、谭弘、吴之茂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回响。四川在吴三桂所率清军与南明余孽折腾下，以及后来叛清的祸害之下，直至1681年，四川才恢复平静。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并不能够将所有责任推给张献忠。至于张献忠屠杀六万万人有奇一说，有文献显示事实上是四川当地的地主以及大明将领污衊和嫁祸张献忠。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十六日，清朝“贝勒”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明朝末年，时任兵部尚书的金华长山人朱大典毅然带兵回金华据城抗清。 公元1646年农曆六月廿四，清贝勒博洛率军攻婺，久攻未下，后叛徒导攻西门城墙（现新华街），新筑城墙被大炮轰塌，清军潮水般涌入，金华守军奋力拚搏，浴血巷战。

朱大典妻妾儿媳为不受辱，纷纷手牵孙儿投井自尽，朱大典与部属点燃火药库壮烈殉国，大典家20余口共赴国难。明军指挥部炸毁后，剩余守军仍坚贞不屈，节节抵抗，退集到最后的阵地———东市街。 清军破西门后一路往东杀，南北城楼先后沦陷。东市街之东是高山头悬崖和义乌江。365年前的东市街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金华先民在这里谱写了悲壮的史诗，守军拒不投降，全部英勇战死。城陷后清军屠城，南明演义说城中被杀者十之八九。李渔悲诗泣之：“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明史也记载了大典阖家殉难的壮烈。明军参将俞继音祖上为南宋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继音战死后，其宗谱载：“继音，明末参将，同守婺城，见危致命，忠烈可表……顺治丙戌七月十六日卒”，这日正是金华城破明军全体阵亡之时，宗谱和金华县誌记载完全相符。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七日，清朝“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顺治三年、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

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攻克福建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住持无疑和尚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顺治四年、大明永曆元年（1647年）七月，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姦。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清朝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再次占领江西南昌，下令进行屠杀。

顺治五年、大明永曆二年（1648年）五月，清朝“福建左路总兵”王之纲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顺治五年、大明永曆二年（1648年）八月十六日，清朝“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在福建同安县进行大屠杀，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1649年）农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三月初一日，清朝“梅勒章京”胶商攻克广东信丰县，进行大规模屠城。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四月初五日，清朝“固山额真”李国翰攻克陕西蒲城县然后进行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一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攻克山东州曹州，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

顺治六年、大明永曆三年（1649年）九月至十一月，清朝“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规模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朝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製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死难十万至七十万人。

义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悽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四十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清顺治六年十月，清朝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四十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占领广东的潮州和南雄，清军之后进行下令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五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南雄县民也遭到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顺治十六年、大明永曆十三年（1659年）闰三月，清朝“征南将军”赵布泰、“提督”线国安等在云南永昌府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另外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和历史篡改其中舟山、苏州、沅江、厦门、海宁等地大屠杀，史料记载很少。

清朝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朱成功义军，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各地为剃髮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髮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詗不剃髮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清朝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倖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一千刀刮死。这件事被清代着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

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历时将近一个世纪。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的记录：清朝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兇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明朝宗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成为各地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

自周武王封杞国奉夏祀、封宋国奉殷祀以来，中国古代各个王朝，或禅让、或革命，或外族入主，对待前朝皇族各有厚薄，最刻薄者，仍属清朝。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一方面以“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为明报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展示自信，另一方面却对明朝皇族斩尽杀绝，着实非同凡响。

据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一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擒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号可稽者，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尽诛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夏王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清朝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朝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指认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朝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这些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集体强姦。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甚至顺治帝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到顺治帝的龙床，连朱成功的母亲，都成为清军强姦的对象。

在江南大量的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统统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

顺治元年（1644年）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

顺治二年（1645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

顺治二年（1645年）扬州十日的刽子手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将屠杀中抢夺到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清朝统治者。其中，顺治帝获得十名美女，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获得三名美女，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美女，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美女，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美女。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姦淫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一百多人，“淫慾无厌”。製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

顺治二年（1645年）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围攻江阴，后城破，清军进行江阴大屠杀时，大肆强姦和残害妇女。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抗拒清军姦淫被害妇女，按照清朝地方志统计为101人。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姦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崑山屠城时，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按照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所着的《中国人口史》所记载：明万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陆仟零六十九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许多的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

而根据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明末清初的人口数和丁数的变化如下：

明天启六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人
清顺治三年，丁数： 未给出；真实人口数：人
清顺治18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 人
清康熙三年，丁数：人；真实人口数：人

但是到了明末时期的天灾、瘟疫和疾病、战乱等，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清朝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减少了四千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

而在清朝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两千七百五十三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两千四百六十四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六千万左右。所以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清朝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极端保守的估计最少也有五千万人。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清朝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五千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

还有一说是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

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清初吴三桂败亡，期间混战五十四年，达半个世纪之久。史载，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死了5000万人。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从华北各省到江南各地，到处都呈现出土地荒芜，人口流亡，满目凄凉的景象。“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各地因屠城和战争所导致的土地荒芜情况

直隶南部 ；顺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冷烟”。

近京州县 ；无主荒地甚多。 据直隶巡抚董天机报称，顺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还是“荒熟参半”。

山西 ；“田地榛荒，生齿凋耗，旧日里甲徒存牍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数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脱落，其侥倖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 ；顺治初年，“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黄河以北三府所属州县 ； “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

黄河以南嵩县 ；原有地12000顷，其中10887顷为无人耕种的“无主荒地”， 直至顺治十六年全省行粮熟地只有383707顷，仅占原额行粮地亩的1/3。

山东；顺治二年正月，“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

四川；“大约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省会成都一带，“千里无烟， 蒿莱满目”，米贵过珠。湖广于大乱之后，“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无主荒地遍布于各个州县。

南直隶江宁府 ；十室九空，“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

江西 ；自万安到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蹤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

福建、浙江 ；由于用兵，百姓苦于摊派，“十室九空”。

云南、贵州 ；据顺治十八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称：“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

湖南 ；“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东南沿海 ；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 。

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

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康熙元年（1662）江南一带仍是“所在萧条……人稀者，地亦荒”。

同时，中国各地的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168至527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

这种圈地， 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康熙初期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不仅农业遭到如此严重破坏，而且各地的手工业和商业所遭到的破坏亦极为严重。河南开封，明代人口不下百万，“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顺治之初，一片荒凉。江苏扬州明代相当发达，顺治二年四月，清兵攻克该城，烧杀淫掠10日，“富家大室方且被搜括无余，子女由六七岁至十余岁抢掠无遗种”。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城市成为颓垣废墟。嘉定和江阴同样大肆焚杀抢掠。

苏州、杭州织造局是明代官营纺织业的重要基地。时至清初，苏州织造局所存仅颓房几间，“罄悬零落”。杭州织造局“停止二十余年，机房颓坏无存”。作为明代棉织业中心的松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满目伤痍，积棘载道”。“商贾不通，城市罢织，民无生业”。山西潞安丝织业，自明季以来，“旧时之机户，大半逃亡，仅存十数家”。四川成都蜀锦，“燹于兵火，锦坊尽毁，花样无存”。井盐生产，“承大乱之后，井灶已毁”。明代兴旺发达的江西景德镇瓷业，也因战乱而“衰微破败，大都歇业”。

清朝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髮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五千多万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万，净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乾隆年间才基本恢复到明代万曆时期的水平。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兇悍残忍着称于史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誌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昀（纪晓岚）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弔民伐罪”的伪善。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藉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

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首先，清朝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着名的，是清朝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并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髮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清朝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朝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髮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髮、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清朝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兇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清朝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甲申纪事》（崇祯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行稿》、 《兵部题行》（崇祯十二年）、《清世祖实录》、《潼关志》、 《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 《嘉兴市志》、 《江阴城守记》、《清史稿》 、《嘉定屠城纪略》、《嘉定县誌》、《嘉定乙酉纪事》、 《归庄年谱》、《顾炎武年谱》、《研堂见闻杂记》、 《浙东记略》、《临安旬制记》、《金华府志》、《金华县誌》、《赣州府志》、《赣县誌》、《仿指南录》、《行朝录》 《屠省令》、《四川通史》、《中国人口通史》 、《明清史料》、《南明史》、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集》 、《江变记略》、《永曆实录》、 《西江志》、 《曹州志》、《重修大名府志》、《清世祖实录》、 《泽州志》、《明清史料》、 《清世祖实录》 、《永曆实录》、《湘潭县誌》 、《岭表纪年》、《南雄府志》 、《鞑靼战记》、 《平南王元功垂範》、 《明清档案》

满清入关大屠杀地点及事件

地点： 东北；辽东之屠

华北；河北||赵州之屠，畿州之屠，保定之屠，三河之屠，平昌之屠

山东||济南之屠，曹州之屠，沙镇之屠，归德之屠

山西|| 大同之屠，朔州之屠，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沁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

河南|| 开封之屠，泽州之屠，南阳之屠，许昌之屠，洛阳之屠

江淮；泾县之屠，徽州之屠，溪县之屠

江南；江浙||徐州之屠·扬州十日，嘉兴之屠，南京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崑山之屠，无锡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常熟屠杀

湖广||信丰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庚寅之劫，潮州之屠，沅江之屠

西南；永昌之屠，曲靖之屠，澄江之屠，四川大屠杀

西北；潼关之屠，蒲城之屠，盩厔之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