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公车祸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内心是有些恐惧的、迷茫的、难过的。但是更多的是窃喜、畅快。但是必须表现的伤心，歇斯底里的难过。考验演技的时刻到来了，一瞬间就决定在同事、娘家、婆家、肇事者面前分别表现的状态。标题写的是晴天霹雳，内心却如脱掉枷锁、美梦成真。唯一触碰内心最柔软的一处，就是年幼的3岁儿子失去了父亲。
　　在去认尸的路上，坐在车内，望着蓝天白云，内心平静。回忆起和老公的一路历程，我们从小相识初中同学，彼此初恋，相爱多年，于2014年成婚，婆家全款在苏州买房，婚后生了一个可爱调皮的小男宝，应该是幸福无比，这是给外人的感觉。但是感情如饮水，冷暖自知，我早已从爱他，到恨他，再到厌恶嫌弃。我只恨自己明知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却在25岁的时候依然怀着少女的幻想，嫁给他、他的家庭。从此在无尽的懊恼中，饱受折磨，在一个我无论做什么、买什么、想什么、说什么都被无条件、无理由的否定、打击、讽刺的环境中，整日内心煎熬、心如油煎，越挣扎陷入的越深，失去的更多。挣扎中、妥协中、煎熬中度过4个年头，我也成为我最讨厌的那种女人。
　　我不止一次，幻想他、他全家远离我，今日终于——他的死亡，希望能结束这一切，让我能迎来新的生活，我是希望见到他的尸体，我可以承受他死亡后我要承受的一切。
　　我给他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他：“你儿子出了车祸，目前确认已经死亡，警察让去认尸！”。不出所料他现在还在牌桌上，抱有侥幸心理，为了不离开牌桌，他没有激动，估计一边在思考出什么牌张，一边一如既往开始绕话题：“谁告诉你的？真的吗？什么时候？对方怎么样？”。我不屑于跟他绕，告知他认尸地址，随即挂断电话。
　　从刚才那个电话开始，我已经录音。因为以他们的处事作风，我将面对一场狂风暴雨，一场场的拉锯战，以及无谓的缠斗。我已不是25岁的时候，对他们很有了解了，虽然无数次刷新我的三观，但，要紧嘴唇的我，可以对付接下来的一切。

　　节哀顺便！该是你的一分都不能少~~不行就法院见吧！

　　这是小说还是真事？

人步入老年之后，身体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快速退化。不像心脑血管等突发性疾病那般来势汹汹，事关一时生死；不像牙齿脱落造成饮食不便，直接影响身体健康；也不像视力障碍导致行动不便那样直观可见；听力障碍往往不被重视，成为一种“隐形的残疾”。老年听障群体被遗忘在喧嚣世界里最安静的角落。

唐臣在谈他最爱的三弦琴

老工人唐臣的家，在一片几近荒废的工厂家属区里，一年到头，很少有外人来。每天，唐臣穿戴整齐，坐在藤制沙发上，拨弄手里的三弦琴。

唐臣弹得最多的是《流浪歌》，这首创作于上世纪末的民谣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渴望回到母亲身边，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们都未能如愿，如孤魂野鬼一般遭受精神的煎熬。

唐臣是妻子出事之后学会了弹琴。那年，妻子骑车摔得很重，失去了大部分行动能力，终生卧床。那阵子，唐臣总弯着腰杆坐着，一发呆就是半天。小儿子怕他孤独，买了一把三弦琴。

拨动琴弦，唐臣把时光拨回了上世纪。

1965年，21岁的唐臣入伍，从老家清远阳山县奔赴广西柳州，后又随部队驻扎广东湛江。1970年初，唐臣退伍，分配到韶关741矿——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原料三分之二来自那里。随后，唐臣又被派往同样位于韶关的广东铝厂。

炼铝需要大量水，厂区有一排水泵房，近乎日夜不停地向车间供水。唐臣在水泵房上班，巡视抽水机运行状态，一旦有机器出故障，马上抢修，以保证车间生产不会受影响。从1972年到2004年，唐臣在水泵房干了32年。

枯燥和噪音让人难以忍受，大部分人只在水泵房待了几个月就调岗了，唐臣也不知道怎么自己能干30多年。

光阴带走了铝厂的辉煌：水泵房不再轰鸣，残破的厂区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光阴也带走了唐臣的一部分健康：他的耳朵越来越听不见了。

他讲话的音量越来越大，最后需要扯开嗓子，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变了，他也越来越不想跟人讲话。他接收外界信息也越来越难，看电视不是放松，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孙子给他买了“助听器”，唐臣戴上它，能听到人讲话，但各种噪音也跟着冲进耳道。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

听障像一堵越砌越高的墙，困住了唐臣。而妻子的意外，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费用，几乎抽干了唐臣最后的信念。妻子跟自己几十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老来又遭逢不幸……每一次回忆都是扎心的痛。

细微琴声在黑暗中撕开一个口子，唐臣依靠残存的听觉，自学弹三弦琴。弹琴能暂时忘掉一切，他不停地练习，他要跟时间赛跑，万一听觉完全消失，他还可以根据指法记忆弹奏曲子。

邱辛娣接受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刚过60岁，检查出淋巴癌。起初，在镇上找医生看了几年，没有效果，反而耽误了治疗时机，癌细胞扩散。最后，儿女把她带到当地最好的韶关粤北人民医院。

手术、化疗，这是保住邱辛娣生命的最后办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癌细胞被控制住了。

但重生并不像每个人期待的那样美好。

痛苦的化疗让这位原本壮实的农村妇女变得有些佝偻，牙也掉了许多。由于肿瘤太靠近右耳，手术治疗会对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医生跟她说，要保命大概率得付出右耳听力为代价，邱辛娣选择了活命。

对了，还有咳嗽，经常在睡梦中咳醒。

最初，邱辛娣从孙女的表情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她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加上不会说普通话，孙女不太爱靠近自己。

村里人都是一辈子的熟人，现在也说不上话了——自己听不见别人说什么，跟别人说话像在吵架。

过去的“日常工作”，比如去接孙子孙女放学、去菜市场买菜，对邱辛娣来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只能留在家里做做家务。

她很清楚自己不是“正常人”，可能会带给其他人不愉快。她越来越不愿意见人，家里来人，她总是一言不发，连眼神交流也尽可能躲开。她更不敢独自出门散步，因为听不见来往的汽车、摩托车声。

对于邱辛娣来说，听力障碍拉开了她与世隔绝的晚年生活的序幕，她小学一年级辍学，几乎不识字，更不会写，不曾学说普通话，这意味着，文字交流没有可能了，通过文字和图形对比，或者通过普通话唇形学习手语或者唇语也几无可能。她的听力每减弱一分，她与世界就生疏一分。

儿媳妇给她买了助听器，戴上之后能听到旁人说话，但里面又发出一种刺耳的怪响，吵得心慌。尽管难受，邱辛娣也知道这是唯一能让自己接收信息、不被世界抛弃的东西。她坚持戴，还学会了自己调节和清洁保养。但是，机器的噪音怎么都消除不了，这加剧了对耳朵的伤害。为了让她听得舒服，家里前前后后换了三个助听器，每个都要一千多元，在农村这是笔不小的开支。

现在，只有老伴是最懂她的人，会把小孩想对奶奶说的话“翻译”出来，也会带她出去走走。

从很多方面来看，矿井都跟战场很像。

矿工手持风镐、风钻向煤层发起冲锋的时候，由压缩空气提供巨大冲击力的钻头和硬煤碰撞发出的声响让在场的人无不耳膜发疼——这是矿道里数不清的噪音中让人最难以忍受的。

黑色的粉尘大军对矿工的反击从不间断，它们裹挟着空气，进入人身体一切能去的地方，口、鼻、耳、眼、毛孔……在它们年复一年的攻击下，不少矿工的肺最终沦为废墟，上面缠满蜘蛛网。

还有瓦斯，每个矿工都不愿提起它，多说一句都不行。

脚下突然冒出来的水、头顶掉下来的煤块，也随时可能断掉矿工小组的撤退之路。

当然，矿井最像战场的，是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曹庭顺在井下干了30多年，几乎不曾有过假期，连女儿婚礼当天接待完来宾后，他又下井打了几镐。与其说他挖了30多年煤，不如说他跟未知的恐惧抗争了30多年。

一进入矿道，曹庭顺便化身为那个世界的约翰·兰博和洛奇·巴博亚。一把风镐有二三十斤，曹庭顺可以连续端着打几个小时，只在吃饭时稍作休息。当时矿上工作量定额是：煤巷两人作业进度是4架棚(进尺32米)，曹庭顺与人合作总不少于6架棚，或超定额一倍以上的8架棚或12架棚。曹庭顺曾与人合作创造班掘进19架棚、进尺15米多、落煤60多吨的特高工效。为创造这一纪录，矿上安排三个健壮劳力为他们班组供应支护材料，光是不同长度、碗口粗的圆木就用了近60根，厚木板用了200多块。

他走出矿井的时候，有一根被落石打断过又痊愈的脊柱，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样的荣誉，有两只不太灵光的肺，还有一本残疾证。他还想再干几年，矿里收走了他所有装备，不再放他下井。

像曹庭顺这样的矿工，最多时有10万人云集华南工业重镇韶关，他们分布在煤、铅锌等八大矿区。如今，这些矿工50到90岁不等，有的四肢已不健全，还有很多人的肺和耳朵受损严重。在中国，整个矿工群体的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著名的矿工诗人陈喜年就在事故中失去了右耳的听力。

在南非，有人曾对金矿和有色金属矿矿工的工作环境研究后发现，如果每天在井里干8个小时，60岁以下的矿工有近六成被耳鸣困扰，而工龄21-30年的矿工听力障碍发病率最高。曹庭顺那儿的矿工，大部分都在井下待了二三十年。

调查表明，在矿上，持风镐、风钻的打眼工和安放炸药的爆破工受到最高强度噪音的冲击，听力损失最严重；负责瓦斯抽放和主通风机的工人，也要忍受机器咆哮般的轰鸣；矿车司机由于长时间在机械噪音包围中工作，听力受损也不小；只有瓦检员、装车工、维修工这些在噪音环境中停留时间较短的工种，听力的受损程度较低。

在上世纪，大多数矿工在工作环境即便遭受噪音带来的不适，能采取的防护措施也有限。部分条件好的矿，会配发耳塞或护耳器，但多数矿工只能塞两团棉花，几乎起不到隔绝噪音的作用。有相当部分矿工，还不到退休年龄，耳朵就不太好使了。

如今，韶关八大矿区的采矿声早已沉寂，退休矿工所感知到的世界也在沉寂。顺畅地呼吸、听听鸟叫，成了很多人的奢望。

尽管快90岁了，作为去过北京、见过中央领导的“名人”，曹庭顺一有机会就要为矿上的老兄弟们讲几句。尘肺病、听力障碍、关节损毁、颈椎病……这些职业留下的伤痛成了退休老矿工们要战斗一生的敌人。如果没人听见他们，将是把他们遗忘在一口更大的井下。

1.2亿老年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

幼年时期，人是在大自然声音的引导下，第一次萌生出高阶的思维：自己是谁，跟世界上其他物种有什么区别。

正如作家E·B·怀特描述的那样：

在夏夜里，一个男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突然，他仿佛全身沐浴在新的知觉中，第一次听见了的蟋蟀有节奏的鸣叫，心中充溢了一种新奇的感觉，他把自己同自然界的伙伴昆虫、青草和黑夜视为同类，在混沌中感觉到一个声音在回答着那困扰众生的问题──“‘我’是什么？”

而当一个人年岁渐长，感觉要失去几十年来建立的“我”，走向与世隔绝，也是从听力退化开始的。

唐臣、邱辛娣、曹庭顺只是万千正在经历听力退化老人中的几位。有数据显示，中国2亿多老年人中，有1.2亿存在听力障碍问题。

《世界听力报告》决定将问题和盘托出，全球60岁以上人群中，有65%出现一定程度的听力下降，未干预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可能促使其过早远离社会生活，失去生产力，导致情绪及心理异常。听力减退后，很多老年人因为害怕别人看法，不愿与人交流，即便有很多人陪在身边，还是会感到非常孤独，出现认知能力退化，甚至形成认知障碍症（俗称老年痴呆）等严重后果。现有研究发现，老年痴呆症在伴有轻、中、重度听力损失老年人中的发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老年人的2倍、3倍和5倍。

而且，不像心脑血管等突发性疾病那般来势汹汹，事关一时生死；不像牙齿脱落造成饮食不便，从而直接影响身体健康；也不像视力障碍导致行动不便那样直观可见；听力障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隐形的残疾”，往往需要对特定人群筛查才能发现。

筛查之后，主要救治手段是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后一种对术者要求极高，多用于救治儿童听障者，老年听障群体中符合条件的寥寥无几。且人工耳蜗及植入手术费用高昂，一般家庭难以承担。另一个原因，大部分中国的老人宁为子孙砸锅卖铁，不为自己“浪费”分毫，尤其是像听力退化这种在他们看来忍忍就过去了的“小问题”。

助听器成为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但中国老年人群中有条件佩戴助听设备的比例不到10%。一是老人大多有较强的病耻感，忌讳自己有听力障碍的事实，觉得一戴助听器就意味着老了、病了、聋了。二是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从来不知道有助听器这个东西存在。更重要的是，经济负担也阻碍老人获得助听器验配。

效果好的助听器贵则三四万元一对，便宜的也得七八千元，而像唐臣、邱辛娣这些老人尝试过的助听器，虽然价钱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效果较差，机器在放大人声的同时也放大了环境音，老人戴上之后，惊恐地发现世界比以前嘈杂，也更加可怖了，还不如“聋”着算了。

另外，助听器未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社会慈善救助项目又大多面向儿童或青年。除非拥有残疾人证等证明，否则很难享受到相关政府补贴。调查发现，从发现听力障碍到最后选配助听器，中国患者平均需要7年到10年。

随着中国社会老年化加重，老年人听力障碍成为愈发普遍的问题。这些年，包括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在内的多种社会主体，广泛加入了帮助听障老人的行列之中。

一些助听器厂商在科技助力下，开始针对老年人特有习惯和需求，开发新一代助听器。例如用 AI在线远程验配技术，便捷、个性化为老人隔空服务，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专业助听器验配师不足的缺口，让老龄听障问题的解决得以迈出“最初一公里”。

今年秋天，唐臣老人戴上了这样的有新技术加持的助听器。

唐臣掖了掖过于宽松的T恤衫，坐正，再次拨动琴弦。他一连弹了三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身着65式军装士兵的彩色照片，那时他20多岁，是一名工程兵，每天在军号声中起来，挥舞洋镐和铁锹，奋战在祖国的海防一线。

“天籁行动” 是腾讯技术公益的一个创新尝试和标杆。通过免费开放腾讯会议背后的天籁音频AI技术，解决听障听损等社会问题。以公益科普、技术开放、公益救助等方式，帮助听障听损人群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

从今年春天开始，天籁行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韶关多个县市乡镇，为当地老人提供免费听力测试，向符合条件的老人捐赠助听器。老人唐臣就是首批受益者之一。

9月25日，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携手助听器厂商智听科技联合推出挚听（腾讯天籁inside）助听器“公益助老款”。在腾讯会议旗下天籁实验室自研降噪AI的加持下，该款助听器将复杂场景下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85%，帮助使用者最大程度地获得声音信息。跟动辄万元的进口助听器相比，这款国产助听器在效果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