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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党校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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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王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特研究中心副主任，延安大学特聘教授。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现实逻辑》等16部，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40余篇。曾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第七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始终伴随着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话语交锋与话语较量，思想上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最重要方式。学术争辩是革命时期话语生成和话语传播的重要途径，体现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话语阐释中国革命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以争取话语权。该时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由弱变强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同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展开了长时间学术争辩。经过长达三十年的争辩，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当前国内学界对该时期学术争辩的研究不够，未将这些争辩放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争夺的视角下进行梳理研究。而在该时期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争辩此起彼伏，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规律。
关键词：学术争辩;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意识形态主导权；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是指国家的意识形态主导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从该层面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基于学术批判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史和话语生成史。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面临挑战、理论内涵、建构途径等层面展开，而对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实践和经验问题研究较为薄弱，未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置于学术论战视角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使得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缺乏深厚历史底蕴。本文试图立足于学术论战视角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问题，以期为当今的话语权建构提供重要历史镜鉴。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逻辑缘起
话语权建构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有其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
首先，是彻底粉碎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独裁的客观要求。
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实质就是话语权的较量。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国共两党展开了革命话语权争夺。为将意识形态话语权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国民党实施政治独裁。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外，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战时新闻检查局等意识形态监管机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进步革命书刊进行全面查禁和扼杀。作为国民党当局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掌理全国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各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之指导与考核事宜”，对于送审的图书杂志原稿，“其言论完全谬误者，停止印行，一部份不妥者应遵照指示之点，修改或删削后方准出版”。1927年以后，国民党建立的新闻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央新闻检查处和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负责对全国新闻检查的监管。这样一来，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立体式战时新闻检查网络，强化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书刊进行“围剿”和“禁查”。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其赤化宣传”等“赤祸之必须根绝”措施，再度加强意识形态管制。1939年，蒋介石秘密发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严禁共党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面对国民党严酷政治独裁，中国共产党须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争夺革命话语权来领导革命。
其次，是打破国民党文化统制的迫切需要。
在该时期，国民党政府加强了文化统制，进行“文化围剿”，歪曲马克思主义，视其为违背“社会公理的”歪理邪说，是蛊惑人心的“造反理论”和“祸世邪论”，试图阻挠我们党话语权建构。　　自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始制定法令规章，从法律上防范、禁止马克思主义传播。当年军阀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在向上级禀告的呈文中，称马列主义即“过激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请求运用严酷法律对其“进行干涉，从严查禁，不准传播，以遏乱萌”。北洋政府颁布反动法令，查禁马克思主义书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将三民主义作为其统制思想，1928年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心协力铲除共产党的理论’的旗帜之下开的”。国民党先后颁布一系列专门强化其思想统治的反动法律法规，从1927年至1945年间，发布的反动法令、法规达200余种，如《制止共产党阴谋案》（1928年3月）、《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6月）、《出版法》（1930年12月）、《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10月）、《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1937年2月）等，严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30年发布《审查全国报纸杂志刊物总报告》，希望“共产邪说之风，亦可以渐次消灭也”。这些反动法规视“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纲领政策者”等为反动言论，宣称“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对于“所有思想庞杂，淆乱人心之谬论，固应严加取缔，以杜流传”。其用三民主义作为思想钳制的唯一工具，主张以“纯正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只有依照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国民党丑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党必须通过隐蔽方法和国民党博弈，以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最后，是批判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潮，推动学术与政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夺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同思想文化领域各类社会思潮进行激烈论战。该时期党内外各种思想观念混杂，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程度认识和理解。在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指导革命事业。在党外，存在国民党和各思想流派知识分子，他们仇视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给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当年中间势力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中国，不适用于中华民族，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旁”。复古思想流派曲解马克思主义，提倡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学术建设领域，存在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在传统文化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和自由主义学派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学术研究，这给中华民族的学术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马克思主义发展伴随着斗争，必须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发挥马克思主义引领作用，在与不同意识形态竞争中夺取和赢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地位，以推动学术与政治的健康发展，这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前提。
二、学术争辩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
该时期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既包括代表国民党利益集团的反动思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政治思想，也包括党内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以及党内自由主义思想等，通过论战，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一）同国民党展开三民主义论战，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政治权力决定话语权，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表现为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该时期同国民党的话语权博弈，主要表现在同代表国民党利益集团的戴季陶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权争夺，在话语批判中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
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面临来自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话语挑战。作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话语之间的较量一直未曾间断。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全面阐释真三民主义实质，成功分化了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1925年7月，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右派代表，儒化三民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理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戴季陶、陈布雷、陶希圣、叶青等理论家为主体的反动理论权威集团，对三民主义进行儒家化解读，强化其意识形态控制和宣传，确立了以“力行哲学”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主义”成为国共理论分歧的政治旗帜，国民党大加散布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对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批判和舆论攻击。由此，我们党发起抨击“戴季陶主义”论战，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国民党右派的笔伐攻讦进行了有力反驳。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话语争夺主要表现为三民主义论战和“中国之命运”论战，是两党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话语交锋和话语较量的直接体现。国共两党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本质差异，决定了围绕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意识形态博弈是一贯始终的。政治立场的差异，使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有着不同理解，由此带来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战以及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通过论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1939年前后，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演讲，不仅继承三民主义儒家化思路，同时增添了一党独裁的法西斯因素，其目的在于从理论根源上消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发表《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肆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挑起了“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之争。叶青等“三民主义理论家”对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歪曲解读，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地位的直接挑战，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引起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激烈驳斥。193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布《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王稼祥）、《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吴黎平）等一系列理论文章，反对假三民主义，坚持新三民主义。运用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穿叶青名为“建设”三民主义，实为“取消”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这次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的政治话语，维护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代表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中国之命运》，从政治、道德、哲学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全面阐述国民党的理论体系，核心是宣传“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企图塑造并宣传三民主义理论体系，输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之命运》引发了中国共产党激烈的反驳和批判，发表了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一系列文章予以反驳，全面拓展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影响力。“中国之命运”论战是三民主义论争的继续，核心问题是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真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争论。
通过论战，区分真假和新旧三民主义，完成了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同时又以“新民主主义”为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科学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建构起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使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日渐式微，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优势地位，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逐步走向成熟。
（二）在思想理论界开展学术论战，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学术话语权是话语权建构的关键。在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是在各种学术论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思潮和各类主义输入中国，它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各种“主义之争”，使社会大众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在理论界展开了以学理对话为形式、以政治论争为特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论战。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扫清了思想上的空想因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根本原则，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方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一场政治和学术交锋融合的思想论争，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主要在“新思潮派”“新生命派”和“动力派”之间展开，以“新思潮”著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马克思主义新学术话语。“新思潮派”积极批判“新生命派”和“动力派”的错误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使辩证唯物主义获得较为系统的传播。革命知识分子还发起“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的建立得以发展”。
要取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术批判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引导力，在与各种错误观点学术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最终凭借其实践性、批判性和科学性，赢得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尽管当时各种学术流派、政治立场和争辩策略较为复杂多元，但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场思想论争。
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面临严峻挑战。伴随“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启，国民党御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起严厉攻势。“学术中国化”由马克思主义者率先发起，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后，马克思主义者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新知》等学术刊物为主要平台，发表关于阐述学术中国化的文章。“中国化”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符合思想界的主流认识。国民党理论家更多强调文化的民族特性，并将“中国化”后的学术与其原始形态割裂，以此达到污蔑和消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叶青在《论学术中国化》一文中片面认为，西方学术在“中国化”之后会“变其形式”，被改造成为“一个新东西”。他夸大中国的“特殊性”、反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论述。他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西方学术为由，将缺乏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污蔑为抽象的、空洞的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污蔑为中国的苏俄化，体现了他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诉求。在学术“主义化”时代，党派之间的学术论战夹杂着谋求党派利益的政治诉求。国共两党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话语权博弈，本质上是两党理论家为论证其政治合法性以及谋求政治权威性的舆论宣传。在政治诉求驱使下，国共两党均格外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制定政策、编译出版大量学术书籍，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面对反动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消解，进步知识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做出重要贡献。当年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阐释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该时期的新儒学运动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严重的消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发表理论文章，如周谷城的《评冯友兰的〈新理学〉》、蔡尚思的《冯友兰思想的批判》、杜国庠《评冯友兰的新而上学》等，有效地捍卫了学术话语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发展。
基于学术争辩，进步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过程中实现了对其他社会思潮的正确引领。他们围绕中国革命创造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等一系列中国话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三）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开展斗争，确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话语和话语权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至关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各种错误路线，如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相比较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具有更大危害性，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
在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遭遇挫折。从某种程度而言，党内冲突比党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更为严重。党内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严重弱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党内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话语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控制我们党的有效手段，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严重教训，意识到只有积极同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真正确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成立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该历史渊源和组织体制，使共产国际和苏联掌握着党的政治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教条主义者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和共产国际指令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与苏联话语展开的竞争，最终要确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基于此，为打破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垄断，中国共产党积极批判和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非马克思主义错误倾向，为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八七”会议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还有较大影响。瓦窑堡会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要求确保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指导地位。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围绕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打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释权，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具体的行动指南，高度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推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理论创新，由苏联式话语形式向中国式话语形式转换，从学究式话语形式转化为大众化语言表达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第一次理性飞跃。延安整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的错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意义上破除了党内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侵蚀，最终实现了党内对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共识。党的七大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党内完全确立，最终消除了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不良影响。
（四）同党内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争夺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
自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腐蚀剂。除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外，党内自由主义思想给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该时期的自由主义是指在我们党内出现的一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言行，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当时严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环境下，党的思想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经验不足，马克思主义话语基础有待完善。
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分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由于“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思想上不够统一、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作风不纯问题和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等问题。当时党员队伍大发展导致结构成分复杂，很多党员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给党内带来了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给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带来了很大妨碍。为统一全党思想，清除党内自由主义错误倾向，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潮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号召要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三类，具有严重危害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多维路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者科学采取系列政策措施，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话语权争夺，形成了许多话语权建构的科学方法和政策措施。
（一）掌握报刊话语主导权，拓展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力
在该时期，我们党注重掌握新闻舆论媒介的话语主导权，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和进步书籍等传播媒介，通过在报刊上刊登演说、报告、社论、纪念文章等话语载体形式传递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最终实现话语权的成功建构。
五四时期，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多达四百余种，其中，仅北京就有三四十种，“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专门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每周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发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研究团体，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出版的报刊种类繁多，如“四大红色报刊”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国统区，党领导“左联”“社联”等组织创办《社会科学战线》《布尔塞维克》《红旗》许多革命期刊，号召“应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推进中国革命斗争”，体现了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当年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和《社会科学讲座》，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理论阵地。理论界出版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大纲》等著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学术成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把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斗争主题，侧重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形式多样的话语斗争方式，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积极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有效对话，争取各派政治力量的认同和支持。进步知识分子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著述，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最终赢得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二）采取灵活多样方式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
在该时期，国民党实施文化统制，颁布系列“禁查”法令严酷打压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统区的传播。国民政府严禁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的过程，既是国共两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又是我们党领导进步文化力量进行反查禁斗争的过程。为应对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严酷查禁，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采取灵活多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扩大了在国统区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方式除了通过报纸杂志外，还巧妙采用各种斗争艺术，秘密采取一些权宜机智而又灵活多样的对策。首先，伪装马克思主义著作封面，秘密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躲避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查禁，许多马列著作采用伪装办法发行。例如，“将书名改头换面”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是《美人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曾用《民族革命论》出版，《共产主义ABC》曾化名《资本主义之解剖》，《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曾化名《中国革命论》等，这些“革命书刊的伪装一般只限于封面，而扉页则保持了其本来面目”。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共产党宣言》采取了伪装书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延安时期，为对付国民党检查，我们党依然使用封面伪装方法。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封面曾分别伪装为《文史通义》《老残游记》《三国演义》《婴儿保育法》等。其次，采用笔名、易换译著者姓名等方式以传递马克思主义话语。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封面经常采用笔名方式，如出版列宁的译著，经常采用“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等署名，以迷惑检查机构和文化特务的耳目。把马克思译为“卡尔”“嘉尔”或英文译名，恩格斯译成“因斯”，斯大林译成“约瑟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陈望道用过“陈佛突”“陈晓风”等笔名，瞿秋白用过“宋阳”“何凝”等笔名。再次，充分利用国统区组织机构协助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成立的组织机构较为典型的有中苏文化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其中，指导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通过开办文化纪念活动、延安生活艺术展等方式，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此外，文艺表演、纪念活动、展览会等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辰忌日与国际共运的重大事件纪念日，中国共产党都会组织刊发纪念文章。当年《群众》周刊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时刊发《百年前的伟大语言》，还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时转载《新华日报》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等，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最后，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依靠民主进步人士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国统区的进步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统战和领导国统区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当年的茅盾、郭沫若、范长江、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老舍、巴金、闻一多、黄炎培等，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向国统区传递马克思主义话语，提升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力。被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陶行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国统区的教育实践。他们多次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成为国统区同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堡垒，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做出重要贡献。
（三）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确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学术话语权在话语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石。在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借助丰富话语载体，确立起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知识分子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论战过程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和学理性运用，为确立其意识形态话语奠定重要学理基础。当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论著等方式，深入“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理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做出积极贡献，彰显出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中所发挥的内生性作用。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著述中，极为推崇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拥有“战胜一切底力量”，蕴涵着全新话语系统，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学术支持和新的思维范式。当时“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其在学术领域引发了一场变革，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使20世纪上半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并非一帆风顺，伴随着各种思想、思潮的论争，主要来自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严重攻击，以及其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等。李大钊、李达、朱镜我、张仲实、王学文、陈启修、艾思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担当，立足于思想与实践、学术与政治之间多重维度，为构建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推动中国学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话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供了宝贵学术空间。
（四）对外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传播，创造话语权建构的外部环境
争夺对外话语权，构建对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体系，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既是讲好“党的故事”的重要前提，又是我们党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保证。在该时期，国民党实施严密新闻封锁。为向外界展示我们党的真情实貌，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灵活采取多种策略塑造积极正面国际形象，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使国际社会客观认知中国共产党真实政治形象及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话语资源夺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对外积极开展革命话语传播。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和政治污蔑，我们党采取多种叙事策略建构对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把革命话语有效地传递到国际社会。首先，中国共产党设立专门外宣机构，打开对外话语传播“窗口”。在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交际处、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对外宣传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专门承担外事宣传工作机构，促进对外进步革命话语传播。其次，领导创办外文期刊，架设对外话语传播直接平台。中国共产党在海内外创办的各类期刊，成为对外进步革命话语传播的重要媒体平台。为传递抗战救国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办报刊，在党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将外国记者“请进来”“借口说话”，发挥对外话语建构中介作用。外国记者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对外传播的首要对象，也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中介。对国际社会而言，国外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故事的话语传播更为客观可信，为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独特视角。作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当年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实景式、全方位的客观报道，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最后，通过戏剧、电影、广播等形式传递对外革命话语。“文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戏剧、电影、摄影、漫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向国外展现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和真正践行者的形象。
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启迪
首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的实践旨归。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逻辑起点和话语主旨。坚守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鲜明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执政根基在人民，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只有在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上，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诉求，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最终得以建构。
党的一贯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同各种力量在话语权博弈过程中的不变价值追求，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赢得了群众基础。“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过程中，从群众生活中汲取营养，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实践主体和智慧源泉。始终心系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赢得了群众支持，也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提升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发声，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民党争夺话语权提供了坚强后盾。因此，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体现了话语权博弈的重要价值取向。
其次，重视与发挥理论人才队伍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的关键支撑。
话语主体是话语体系的重要建构者，理论工作者群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关键，重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话语权博弈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党同非马克思主义者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宝贵经验。“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在该时期，涌现出如李大钊、李达、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等一大批理论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展开学术研究，创作了许多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学术力作，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方方面面，如艾思奇、吴亮平编著的《唯物史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学术著作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持。
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要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重要智囊作用。专业化理论人才队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重要创作主体，要重视理论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优化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最后，充分发挥各种媒介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的优化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的载体层面，要善用传播媒介，优化博弈方式。重视方式创新与阵地建设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博弈过程中，重视话语权的阵地建设和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的方式方法，注重采取新鲜活泼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宣传和广泛传播，使人民群众最终形成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选择和认同。
在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小册子、工人夜校、广播等各种形式，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话语。“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设立马克思主义专门宣传机构、领导创办报纸杂志以及通过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利用多样化形式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毛泽东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除了传单、壁报、画报等形式外，在根据地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以秧歌剧、新旧梆子、皮簧、双簧、快板、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形象化表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话语起到了独特宣传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效果，最终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4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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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卫平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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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题二、演绎推理。每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请你根据这段陈述，选择一个答案
。注意：正确的答案不需要任何附加说明即可以从陈述中直接推出。【例题】陈辰是通达公司的经理，赵杰的朋友都在通达公司工作，冯平是赵杰的朋友，公司中某些职工来自广州，通达公司的经济效益不错，公司所有职工都很富有。据此，可以推出A.赵杰有些穷朋友B.冯平很富有C.冯平来自广州D.陈辰与赵杰是朋友正确答案为B。请开始答题（91—100题）：91. 许多有海洛因瘾的人最终都会试图戒毒，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维持吸毒的开支和害怕被捕。如果海洛因被合法化且可以廉价取得，正像一些人所鼓吹的，那么这两个原因都不适用了。以上考虑可最好地用于下列哪一论述？A．使海洛因销售合法化可能导致其价格下降。B．使有海洛因瘾的人容易获得戒毒治疗可能鼓励许多有海洛因瘾的人努力戒毒。C．使海洛因销售合法化可能增加有海洛因瘾的人为买毒品而造成犯罪。D．使海洛因能够合法且廉价地获得，将使那些对海洛因上瘾的人不大可能试图戒掉他们的毒瘾。点击查看答案
第11题“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说这段话的人是（)A.邓拓B.张李鸾C.邹韬奋D.梁启超点击查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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