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dley Freeman译者：Anna校对：LITCAVE工作室配图：Online2016年，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的第一本书《女孩们》(the Girls)大获成功，出版后社交媒体中涌现了大量这位作家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她看上去既严肃又脆弱，既谨慎又张扬。自2000年扎迪·史密斯的《白牙》出版以来，还没有哪位年轻女性以处女作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和史密斯一样，人们对作者的迷恋不亚于对她的书的迷恋。当时27岁的克莱恩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几乎200万美元预付款，而电影版权甚至在该书出版前就已售出。她上了《时尚》杂志，接受了《纽约客》的采访，到处都有她的身影。然而，她看上去总是非常紧张，仿佛看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不断向她逼近。所以，当我和现年31岁的克莱恩视频通话时，看到我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放松、微笑的年轻女子，我有点惊讶。「我正在断断续续地写着我去年没完成的小说。但是我一直没能集中精力工作，我很羡慕那些能够集中精力的人。」当我问她是如何度过疫情下的禁闭期时，她笑着说。「我本来希望在这个夏天结束前交出最终稿，但时间太紧了。」克莱恩是从她洛杉矶的家中与我通话的。自从今年3月从纽约搬来之后，她已经在那里独自生活了5个月。她说，「这个时期搬家，其实是很奇怪的。我在纽约住了9年，我非常喜欢那里，在那里你能清楚地了解(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和职业背景，这也是它的美妙之处，当你在纽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有着凝聚力的生活体验。然而，在洛杉矶，它的起伏更大。在这里，它能让我写文章写的更轻松和自由自在。」在《女孩们》中，克莱恩用一种既优雅随意又令人心仪的笔调描述了1969年的洛杉矶。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爸爸》出版之前发生的事情，尽管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都没有提及到这个书名。「这个词有非常单纯且甜蜜的含义，但它也带上了应有的文化包袱，这种关于权力的怪异的性心理认同。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主题)出现。」在《女孩们》中，克莱恩重新虚构了曼森家族，正如本书的名字那样，克莱恩将写作重点放在了女性身上，而非邪教的男性领袖。在《爸爸》中，克莱恩又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男人身上。她说，这些故事她写了十多年，但当她把它们编辑在一起时，她意识到这本书的整体主题是「某个男性人物的晚年」。此书以《你能和一个将军做什么？》为开头故事，一个过去极度暴力的父亲，由于年龄增长带来改变，忍受着来自他的成年子女的不尊重。（这篇故事的名字来自于1954年的电影《白色圣诞节》(White Christmas)中的一首同名歌曲，讲述的是一位退役将军的故事。)在《弗里德曼之子》中，一位前电影主管面临着他晚年的失落，这种失落来自他的一个更成功的朋友和一个总是失败的令人失望的儿子:乔治如此狂热地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生活会一点一点地走向成功，每一刻都会变得越来越生动和快乐，这样的想法几乎让人感到尴尬。后来乔治离婚了，搬到了纽约，在那之后，他的事业也不断下滑，然后骤然就失去了工作。在《门洛帕克》中，本，曾因某些扑朔迷离的事情而被公众羞辱，但他试图以代笔作家的身份重新开始，通过药剂让自己忘记生活是如何被毁掉的。她说，「那是我写的最后几个故事的其中一个，而且是我感觉与最近发生的事情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发生的事情指的是#Me Too运动。「社会上并没有存在着，这是一个男性视角的意识，但我发现了在这个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被迫从男性的视角想问题。」故事是从男性视角展开的,所以读者能够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当服务员俩开,留下了理查德，他的儿子和一个正在哭的女孩,他突然意识到,按照逻辑推断,那服务员一定以为他是坏人」，一位父亲认为在「东北地区」，他们能看到的是，是一家餐馆中，他在欺负他十几岁儿子的女朋友。克莱恩眼里，「我认为一个女人的好看和品味好坏，是由一个男人决定的，这该是多么可悲啊。」然而，她所呈现的男性形象却从未被评判过。她说，「我一直对人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很感兴趣。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男性的公众忏悔和自我反思。我并不想指责我笔下的人物，因为你们和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某种道德优越感。我试着复刻他们的内心生活，并回到我自己的意识中，体会大脑本体的感觉，我想让每个人都受益于这群整体。」克莱因对这些人宽容并不容易，想一想，她曾在文章中提到过她被性骚扰的经历：在她获得文学奖后，被一名作家揩油；一个摄影师不停地训斥她，让她在床上摆好姿势，甚至把她骂哭；她的男朋友在吵架的时候几乎把她掐死。「我想了一下我经历过的这些暴力，精神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如果你想要从中看到一点道德的影子，那么你会从中看到更重大的意义，是某种遵循逻辑的东西，如果说我对人类有什么理解的话，那就是，他们不遵从逻辑。」相反，她说，人们的行为方式是由「攻击性或恐惧」驱动的。她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流行的理论，即写这些内容，会给那些男人带来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尊严和关注。「阅读和写作不是背书。我一直保持好奇心，如果你并不感兴趣于别人如何看待你，这是很奇怪的，尤其是当整个文化都被这些人所主导的时候。」克莱恩在《纽约客》6月份出版的《白噪音》一书中，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文化魅力。这本书并没有收录在《爸爸》中，而是充满虚构性地描写了了哈维·韦恩斯坦在审判前一晚的内心生活。一开始，韦恩斯坦看起来很可怜，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走来走去，想象着自己胜利归来的情景。然后，他回忆起自己曾如何强迫别人做一些不愿意的事情：「有些人反抗，有些人不反抗。有些人一动不动，有些人开始尴尬的笑，因为不舒服。他享受这一切，即使是这些并不是能激动人心的胜利——就像不同口味的冰淇淋。最后，他总是感到满足，而另一个人喘着粗气，眯着眼睛，转来转去，脸上浮现出羞愧的表情。」为韦恩斯坦工作的律师之一是一位美国律师大卫·博伊斯(David Boies)，他帮助韦恩斯坦雇佣私家侦探，这些人挖掘女性原告的丑闻，诋毁她们。博伊斯也是克莱恩前男友的律师，她的前男友在2017年指控她在《女孩们》的草稿中抄袭了他的作品。同年5月，克莱收到了一份110页的诉状草稿，上面写着博伊斯的名字，其中包括13页克莱和前任伴侣的私人谈话，以及她的私密照片。这些照片是从克莱恩以前的一台旧电脑上下载下来的，而这台电脑现在属于她的前男友。律师声称，克莱恩的描述与他们所做的并不相符。这是一个惊人的讽刺，一位作家的处女作讲述的是关于男人如何剥削女人，那么她自己也应该被这样剥削。最终，这些隐私性细节被从起诉书中删除，2018年，法官驳回了剽窃指控。克莱恩说：「《女孩们》出版的任何一段时期，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她在照片中露出的紧张表情。这是克莱恩在案件被驳回后进行的第一次大型采访，当她触及到这个她并不想提及的话题时，她的手不耐烦迪摆动着，但她的声音仍然很稳定。她说，博伊斯不能够影响她描述韦恩斯坦的兴趣，但是她同意说她「扩大了人们对黑暗的认知」。「如果你之前问我，现在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你可以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一个女人吗，那时，我可能还会拒绝这种意识。所以，这可以见得它的发展是非常令人惊讶和痛苦的。」用一个女人的性经历来报复她总是能够让她感到羞耻，我问克莱因她是否有这种感觉，或者她是否能在当时看到这是一种无耻的权力滥用。「任何促使你成为一名作家的特质，可能都与高度敏感和对世界开放的感觉有关。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很难不把它当成一次完完全全的攻击。」克莱恩讨厌陈词滥调，反而觉得经历会让她更能成长——「我觉得这是一种追溯式的验证」，但她觉得这教她：「我不会再在意别人对我工作的看法了。『被公开指责』迫使你给自己套上一层保护网，让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感到踏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克莱恩在加州北部出生并长大。她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在谈话中，她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报以歉意的笑声。她坦言：「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大家庭的，但我很想知道，10年里有了7个孩子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对她有明显的影响——对群体动态的兴趣，对单独空间的需求——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太明显的影响。「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看起来是一个略有笨拙的群体，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去度假过。我们默认，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是很孤立的，但这让我开始阅读，并对世界是什么样子，其他家庭是什么样子感到好奇，也让我爱上了表演」。克莱恩年轻时曾出演过短片，「但写作对我来说是更自然的事，我上的是一所新学校，那里非常接受流行小说，这使我阅读古典文学的成功率仍然很低。」「相反，我读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玛丽·盖茨基尔(Mary Gaitskill)和史蒂文·米尔豪泽(Steven Millhauser)的作品，这些都是我觉得与我相关的作品。」「而且做这些作品，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马里昂》，发表在《爸爸》杂志上，并获得了《巴黎评论》的普林顿奖。然后她写了《女孩们》。从外表上看，它就像是毫不费力地在阳光下上获得了文学的辉煌成就。直到，黑影突然出现。《爸爸》和《女孩们》很不一样，它的风格相比之前的小说梦幻的风格而言更干脆。但它和前一部作品一样，都埋藏着一种恐惧感：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种鞋子即将掉落的沉重感觉。她笑着说，「当我一起编辑这些报道时，我确实在想:『天哪，我的世界中就这么暗淡吗?』这绝对不是我每时每刻体验生活的方式。但是，我的确看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相信我们生活的某些地方是不详的，或者是黑暗的，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杨振宁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位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这也让杨振宁在中国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式的人物。杨振宁在他的专业领域之中，也是赫赫有名。纵观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史，他能排在世界级物理大师爱因斯坦之后。杨振宁毅然放弃了外国国籍的橄榄枝，回到中国，但是世人对他的态度不全是温情和善意，这与他那祖孙恋的婚姻不无关系。他的只言片语还被人们所误解。杨振宁曾说过，他跟爱因斯坦交谈90分钟，没得到智慧。这句话给他贴上了狂妄的标签。那么事实上，杨振宁真的是很自大狂妄吗？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三次“失败”见面杨振宁能对爱因斯坦有所评论，是源于与大师爱因斯坦有过三次正式的交往。第一次两人的见面是在普林斯顿研究院里的课堂上，杨振宁近距离参与了爱因斯坦的讲座。杨振宁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先是在密执安大学度过了酷暑。这期间杨振宁收到了盛情相邀，秋后便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里一边担任讲师，一边从事核物理的研究。而这时爱因斯坦已经70多岁了，也恰巧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教授。杨振宁和爱因斯坦在学术领域本无交集，研究的方向犹如两根平行线。杨振宁虽然对爱因斯坦很崇拜，但是总觉得没有正当理由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样是不打扰大师的表现，更显尊敬之心。可偏偏赶上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有了新进展。爱因斯坦还就此想要举行一个演讲来阐述他的新研究成果。由于同处在一个研究院的关系，杨振宁有幸参加了这场报告会。杨振宁参加前兴奋不已，终于有机会一睹爱因斯坦的真容。但是会场上爱因斯坦时不时冒出的德语术语，加上隔研究方向如隔山，让杨振宁听得是云里雾里。第一次的正面接触，没让杨振宁对爱因斯坦进一步加深了解。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第二次接触，更为亲密。两人有了一个半小时的私人谈话。这次谈话的由来，要从杨振宁的研究说起。杨振宁的一个研究课题，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极大兴趣。爱因斯坦主动让助理把杨振宁约来，以便面对面地详聊。这次谈话时间上并不短，要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爱因斯坦面对杨振宁，并没有大师的架子，只把杨振宁作为学术探讨者看待。爱因斯坦诚恳地抛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还用画曲线的方式予以解释。但是杨振宁因为第一次与大师级人物近距离接触，未免有些紧张情绪，加上爱因斯坦喜欢将德语和英语混在一起交谈，杨振宁听得似懂非懂。所以杨振宁在回想起这次会面时，感叹到白白跟爱因斯坦交谈了90分钟，自己一点也没得到智慧。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单单断章取义来看，杨振宁有点自大狂妄的味道。结合事情发生的前后看，杨振宁大概是在感慨机会千载难逢，错过十分可惜。这真不是狂妄之语。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杨振宁的努力，换来了大师人物的侧目。但是机会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杨振宁在第一次的讲座中，就知道了爱因斯坦有德文夹杂的习惯。但他没有研习德文。所以第二次的亲密接触也只能流于形式了。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第三次会面，是在一次讲座中。那次讲座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是玻尔。玻尔既是爱因斯坦的好友，也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行列的一名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的大师。最重要的是，玻尔和爱因斯坦的学术见地不同，大家都期待着两人在这场讲座中的一场思想交锋。当时教室里没有位置，大家也乐于席地而坐，只为目睹现场PK战况。两位大师对决，本该很精彩。可是玻尔由于母语是丹麦语，所以听起来带有很重的口音，让人听他说话就已觉得很累了，更何况听他阐述自己的见解。爱因斯坦在这次讲座中，回应也不多。整场讲座，在座的听者只能用眼睛观察两位大物理学家的反应。对于杨振宁来说，自然也是听得很不过瘾。杨振宁眼中的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逝世的60周年，杨振宁接受了访谈，并对爱因斯坦的成就及贡献做了自己独到的评价。杨振宁表示到，他从小就对爱因斯坦十分仰慕。一方面是因为爱因斯坦对数学的直觉感很强，好似与生俱来，让人羡慕嫉妒恨。另一方面是因为爱因斯坦在物理的世界里，切换自由，既能近距离观察物理现象，也能远距离看透物理现象。对于很多常人来说，只能掌握一种距离的观察方法，而爱因斯坦能在两种方法中游刃有余，让人不得不佩服、崇拜。谈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杨振宁表示很佩服爱因斯坦的坚持，花8年时间抓住不放，终于研究出了真谛。这其中，爱因斯坦懂得坚持有道，懂得主次分明，就算在迷雾遮天下的情况下，也能分辨出哪些是需要花时间重点研究的，哪些是可以一笔带过，是不用花太多时间研究的。谈到爱因斯坦对于数学和物理之间的理解时，杨振宁表示很敬佩爱因斯坦，他具有自我纠偏的勇气和智慧。早年的爱因斯坦并没有意识到数学在物理学中的作用，晚年他才了解到数学对物理结构的重要。爱因斯坦深刻体会到这点后，并没有固守自己原来的见解不放，而是敢于自我革命，敢于调整方向。对于学霸杨振宁来说，只有厉害的人才值得敬仰。杨振宁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是不容置疑的。从杨振宁对爱因斯坦深度理解中就能看出来。仰慕之情，如滔滔江水，从骨子里油然而生。杨振宁对于爱因斯坦看似有点大不敬的评价，是从客观感受角度出发的。在学术的世界里，杨振宁肯定觉得客观比什么都重要。学术领域的大师，说点狂妄之语，也是直男的表现。一门心思放在研究上，他们何须对圆滑处世之道趋之若鹜？文/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