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补充&&
胡鹏池，喜欢写伟人如毛，周，刘等的纪实与评论，但从简历看似乎没有什么深厚的根源，他的信息和资源应该都是图书馆和史书或相关人提供的。简历如下：1945年生，江苏人，清华大学精仪系1968年毕业生，毕业后先后在西北、江苏、深圳、南京、北京工作，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大学老师、政府官员、企业经理等。　　2012年后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及当代历史的研究与创作，业余作家，并在《经济观察报》、《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2014年2月开始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　　主要作品：　　纪实散文：《故乡人物风情》系列：《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1970年大学生的婚礼》、《李楞子与外祖父》、《放鹞子》、《兰姑娘和她的一家人》等;　　历史散文：《通俗政治》系列：《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什么说胡耀邦是当代中国第一人》、《也谈“四个伟大”的由来》、《田家英命案印证与梳理》、《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的计算错在哪里?》、《叶永烈关于“万斤亩”的文章谬在哪里》、《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林彪素描》、《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数十篇。　　思想评论：《周有光的话是用来想的》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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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假如反右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地位互换&——胡鹏池随笔（010）
假如反右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地位互换
&&——胡鹏池随笔（010）
反右派是毛泽东一手领导的，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开始，大放民主空气，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再动员，一再游说，甚至动员大家给“老和尚”提意见，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一时间引动早春气候，民主人士纷纷出动，气氛一度轰轰烈烈。转而在一夜间变脸变色，以所谓的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开始，全党全民动员击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最终打了300多万右派分子。
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文革中，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特征之一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泽东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符合不符合这个特点？“保护一小撮”说不上，“打击一大片”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毛泽东反右派时做具体工作的是邓小平，邓是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两组成了毛邓司令部。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当然也是拥护的，但是参与并不多。
&&&&假如在那时将毛刘的地位置换一下，刘少奇是一把手，毛泽东是二把手的话，而且恰巧刘又要想抓毛的小辫子，那么刘少奇也可以写一张炮打毛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也可以指责毛将共产党的轰轰隆隆的“整风运动”打下去，将无产阶级的整风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人人自危，推行白色恐怖；刘少奇也可以指责他“又何其毒也”；刘少奇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革命和建设的宝贝，历史上谁整知识分子呢？只有秦始皇焚书坑儒，所以毛是封建主义司令部，毛的路线是封建主义的反动路线。
&&&&虽然说历史不可以假设，假设的不是历史。
&&&&但是通过“假设”，我们可以将历史看得更清楚。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0天，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翻版与复制，都是一样的方法，一样的结果，刘少奇在其中的创新成分并不多。
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是罪恶的；刘少奇的在50天的做法也同样是错误的，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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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胡鹏池：一夜“通缉犯”
1967年5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成立后，我担任过“四一四总部”主办的“井冈山报”副总编辑，长达十个月左右。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次文字错误，于是成为“通缉犯”，虽然只有一夜功夫，但也足以成为我弥足珍贵、终身难忘的经历。
　　在1967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19期上刊登了“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出现了所谓“漏字、错字”的错误，于是被对立派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四一四总部”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处于在野的地位，所以四一四《井冈山报》从诞生起就没有经费，没有纸张，没有固定的印刷地点。我们的印刷地点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就曾与几个报社同人去过河北的兴隆、丰南、丰润等县联系印刷。这一期报纸是在河北丰润县印刷的。之所以到丰润，那是因为丰润县革委会主任老韩是我在怀柔搞四清时的工作队党支部书记，和我在一个坑上睡了半年多，革命友谊非同一般（老韩同志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与我同去的是自六的席XX、无0的王XX（女）。文字校对的工作当然是以我为主的三人一起完成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漏登了一段的错误是如何发生的？究竟是原稿的错误呢？还是排版错误没有校对出来呢？
　　一、《清华文革亲历》有关记载
　　先请看《清华文革亲历》第296--297页●11月26日（1967年）：团派对414《井冈山报》在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的严重错误发起攻击，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11月27日晚上，团派广播戚本禹同志秘书乔玉山的电话指示，批评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所犯的严重错误。晚10点多，414《井冈山报》第二编辑组发表郑重声明，检查说：“由于工作责任感不强，工作疏忽造成”。
　　二、一夜“通缉犯”
　　文革期间所刊登的“首长讲话”，从来都不是完整的。缺了一小段，漏了几行字，这太正常不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错。但从主观上，确实也没有想掐去这一段，然而这样的事就阴错阳差的发生了，除了粗心，没有任何其它的理由。错误被发现后，我在报社内部及四一四总部都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与埋怨，甚至提都不提这件事，只是决定下一期重新刊登完整的原文。
　　当我若无其事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就听到大喇叭里传来团派保卫组发出的通缉令，大概意思是：勒令414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一小撮混蛋、狗崽子立刻到兵团保卫组投案自首。并要求知情人将其扭送归案。听了这样的“通缉令”后，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就折返科学馆（四一四总部所在地）。当晚，我就睡在科学馆的水泥地上。反正那时到处都有作废了的大字报纸，我就在地面厚厚地铺了一层大字报，肚皮上再搂上一叠大字报纸。11月底的北京气候已经很冷了，天还蒙蒙亮我就被冻醒了，揉揉眼爬起来就往七号楼宿舍跑。心想，我们班的同学不至于会将我扭送的。我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熟睡中，谁也没有觉察。结果真是屁事没有，班上的同学谁都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感谢兵团保卫组，他们那时也只是借机发泄一下派性，吓唬吓唬老四的老百姓。此事如果发生在武斗开始后的68年5月份，那就惨了。
　　三、善后处理
　　善后处理事宜都是在四一四总部委员、总编辑小高（水九）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有三项措施：
1、1967年11月24日发行的第十九期《井冈山报》被宣布作废处理； 2、1967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二十期《井冈山报》于第一版全文重新刊登江青讲话3、在“江青同志重要讲话”的下方，竖排两则短讯：其中有“我们的检查”。全文如下：重要电话指示
　　沈如槐同志：十一月二十四日你们《井冈山报》上登载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中央文革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检查
　　江青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作了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我国文艺界的现状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发出的极其重要的战斗号召。但是，我们编辑的《井冈山报》第十九期上，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地根据群众组织油印传抄材料刊登了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发生了很多错字、漏字，特别严重的是还漏掉了江青同志讲话中的重要段落，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极其不好的政治影响，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这一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是思想上没有完全树立起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的坚强信念，我们嘴上天天讲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采取了这样极不严肃、极不认真的态度，损害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信，心里很难受。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努力真正做到为誓死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这个严重错误反映了我们思想上严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散漫，不负责任，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一定要坚决改正。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又说：“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轨道奋勇前进！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井冈山报》编辑部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份“检查”也可能是小高同志写的，虽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官样文章，但他写得全面周到，滴水不漏。小高虽然比我低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一点点，学生共产党员，班长，处理问题真是很老到。我一向佩服他，至今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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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胡鹏池：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中)
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有人说只有一个叫徐业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实这也是很难结论的。徐是74年病死的，仅活了58岁。徐虽然“伴君如伴虎”，却恪守了“疏不间亲”的古训。据传曾被毛誉为“诸葛一生帷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都对这位小徐秘书感佩不已。叶说：“只有总理和小徐读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不行。”
　　徐业夫的年纪比田家英大，个头儿也比田矮小，职务也比田低，但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徐在处理高层关系时确实也比田家英老成持重。
　　但问题是：
　　1、徐业夫始终只是一位接接电话、打打电话、抄抄写写的秘书，而田家英则不是。
　　长期以来，每当毛泽东的农村政策需要调整时就派田下乡调查研究，除了提供第一手材料外同时还提供观点与建议。田家英频繁参与国是，事实上早就成了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
　　田家英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也自我赋予了一种责任：他是能够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他也是应该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隐瞒实情、隐瞒观点，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座右铭。
　　田家英似乎至死也没有能彻底看透彻，他归根结底仍然只是一个秘书。
　　毛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才能发表意见;毛不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不仅不能发表意见，甚至最好连意见也不要有;
　　毛需要他发表的是支持自己或接近自己的意见，需要他提供的是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而绝不是“唱反调”的意见与证据;
　　即使毛能容忍田发表一点不同意见，那也是绝不能超过自己底线的。
　　但是，谁也把握不住毛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毛的底线是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从1958年下半年出现“农村公共食堂”后，公共食堂立刻就被毛誉之为共产主义的萌芽，谁要是反对公共食堂谁就是反革命。安徽省委的张恺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就被毛泽东直接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革命。“公共食堂”这个底线1961年年中才被突破，而且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又如，人民公社是1958年七、八月份才出现的，立刻就被毛泽东誉之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而且还有“工农商学兵”;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金桥。于是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的这个特点就成为毛泽东的底线。直至1961年的“六十条”出来后这个底线才被突破，改为“生产队”所有制，而这时的“生产队”其实是生产大队;又半年后，这个底线又被二次突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时的“队”才是“生产小队”。
　　正当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想再作第三次突破，改为“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就死活不答应了。终毛之世，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被突破。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即使是更为原则的“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也并不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底线。
　　例如群众路线。田家英向他反映包产到户是群众的普遍要求，毛泽东就说：群众的意见是要听的，但这样的要求不能听。
　　又如“党的领导”，毛泽东曾将党的领导誉之为“三大法宝”，毛泽东还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领导”在哪里呢?只剩下他自己及他的老婆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
　　所以说，没有人能预测到毛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有时他表现得有几分与时俱进，有时却又逆时而动。全凭他的心血来潮及政治需要。
　　2、作为秘书，徐业夫与田家英都有一个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不信任他们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业夫只有这一个“天”，而田家英的心中还有一个“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业夫虽然只有一个“天”，日子也并不好过。我们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么忍辱负重?不知道他遭过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过江青的多少辱骂?更不知道他为什么58岁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两个“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这个“天”更大更重要，为了缺衣少食，灾难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泽东这个“天”。
　　三、少不更事的李锐
　　李锐老先生是我很敬仰的“两头真”老人，“少不更事”的评价不是我说的，而是李锐自己说的，是李锐对在“庐山会议”上的自我表现的自我评价。
　　田家英的“三句话”是在庐山会议的前期私下里对李锐一个人说的。
　　正因为是知心朋友之间私下里的聊天，所以田家英才能一抒心中之块垒。家英的话无论从内容到情绪上都充满了从幻想到幻灭的矛盾纠葛，充满了从失望到绝望的郁闷与沉重。田李二人对毛有太多的共识，家英的话就像刀子一般刻在李锐的心间。于是李锐同志在得意之时或是感慨之时就不由自主地将此话告诉了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周小舟。
　　李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告诉周小舟的呢?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并没有交待明确，但书中却讲了两则小故事：
　　第一则故事就发生在这次会议上。
　　7月20日，李锐在第一小组发言时曾尖锐地指出“钢铁翻番”和“1959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矛头直指华东会议的主持者柯庆施。
　　于是小组会上就有柯的马仔揭发李锐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就是指证李锐攻击大跃进。
　　“大跃进”是禁区，只能歌颂不能怀疑。李锐当然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于是就追问揭发者：“你是听谁说的?”因为此人当时并不在火车上。
　　揭发者说是柯老。
　　李锐说：这就更奇怪了,柯老也不在火车上。
　　揭发人被追问得无奈，就将此话收回了。
　　本来此事至此也可告一段落，但李锐接着就对这位揭发者厉声喝道：“我同你今后只能谈风花雪月。”
　　揭发人哑口无言、铩羽而归。
　　李锐在这样的对话中表面上取得完胜，实际上却留下后患。传到那位当年被毛泽东都尊称为“柯老”的耳朵里，“柯老”会作何想法呢?
　　另一则故事则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
　　当时柯庆施认为李锐为他写的一篇文章没有用心写，因而对李锐不满意，李锐因此不高兴。
　　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李锐干杯。
　　李锐不仅拒绝干杯，而且还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
　　李锐转回餐桌不予理会，弄得位高权重的“柯老”下不了台。
　　当时满餐厅的几桌人都听见了这句话，都见到了这个场面。
　　李锐只知道图一时的痛快，却将自己与这位“柯老”之间的关系置于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状态之中。
　　而那位权位远比李锐高，却受气受辱的柯老又岂肯善罢甘休呢?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是必然的。
　　到了7月26日,李锐在作了第一次检讨后，在会议大形势的鼓舞并驱使下，同组的毛左开始对他围攻。此时的李锐却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仍然坚持“真理与正义”不买账。小组会后就有一分“舌战群儒”大义凛然的得意，也可能为了给志同道合者鼓气，李锐就将这两件事告诉了周小舟和周惠，两个姓周的傻小子听了也颇为高兴。【注7】
　　人性中就有这样的弱点，喜欢谈“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的事就不愿提了。李锐那时年轻，也有这样的毛病。甭看李锐当时42岁了，已经年过不惑，但其政治上还是相当幼稚的，而且又自恃有毛泽东的宠爱与信任。
　　李锐在书中承认自己当时是“少不更事”。
　　岂止喔!纯属“傻小子，睡凉坑，全凭火力壮!”
　　可以想像当年的李锐得意之时，有什么话不敢对他人说的呢?
　　笔者估计田家英的“三句话”也就是李锐在这样得意的时候说给了周小舟。
　　四、庐山大戏正本：绞肉机追索“斯大林晚年问题”
　　全会后期主要追索“斯大林晚年问题”。
　　掰着手指头数一数，涉及“斯大林问题”一共有六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与周惠。其中周惠是反右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注8】，这个人的人品可能有点问题。其它五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不错的，起码都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
　　一般情况下，这段私房话是不会暴露的，但是最终仍然被暴光了。这既不是“俱乐部”与“秀才们”的不堪一击，也不是面对压力的“窝里斗”或“狗咬狗”。过去调侃的说法“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厉害了”。
　　也正如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老祖宗的“阶级斗争学说”既是教义，也是工具。它不是一件如螺丝刀之类的小工具，它既是一台强大的“绞肉机”，又是一台强大的“解码器”。它能让你丢失的记忆找补回来;让你将打死你也不肯说的话自己说出来;让你心底里的思想变成文字;让你的“腹诽”变成“恶攻”的铁证;甚至能让你鬼迷心窍地自己就认定自己是“阶级敌人”了------但这台“解码器”解到最后就全是“乱码”了。
　　在窃听器被使用前，少数几个人在私室里的谈话总是需要内部人的检举揭发才会被暴光。由于人性的弱点，无论怎样坚固的攻守同盟都总有其薄弱的环节，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的薄弱环节攻破的。
　　“俱乐部”与“秀才们”的薄弱环节是哪一个呢?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张闻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但事情的发展却主要是由于黄克诚大将军。
　　从人品而言，黄大将的德高望重如今已成共产党的一块碑，即使是在当时，黄大将的人品也是公认的。
　　黄克诚自己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李锐评价道：黄克诚是一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经历,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斗争特别是打AB团等错误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他在党内是有名的"老右倾",受过多次打击和处分,但他不以为意,该讲的还是讲。
　　在小组会上，黄克诚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
　　如此这般的一个黄大将军怎么可能成为“薄弱环节”呢?
　　但是最后，黄大将仍然在大家的“耐心帮助”,终于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也正是从黄克诚大将军那儿被突破的。
　　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为了将情节交待清楚，笔者对这一段故事进行了排序)：
　　(一)8月9日下午，第二小组，张闻天
　　张闻天在他所在的第二小组会上被迫揭发与交代了一些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张说：彭曾经对他说：在中央常委会上毛一人说了算，毛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彭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彭还说：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经张闻天这样一交代，“斯大林晚年问题”立刻就被全会所注意。
　　但张闻天所说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只牵涉到彭德怀，并没有波及开，更没有波及到“秀才们”。此时的与会人众都还没有想到“秀才们”也有同样的“斯大林晚年问题”。
　　(二)8月10日一早，第五小组，黄克诚
　　黄克诚在他所在的第五小组开始受到逼供。人们拿昨天张闻天所交待的这些“新东西”作诱饵引诱并诈唬黄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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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胡鹏池《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下）
六、胡先生对毛同志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许多的例证。
例如毛同志对于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就深受胡适影响，这有历史文件作证。&
毛同志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同志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说：
　　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这就是二人感情互动的一则证据。
　　又例：毛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同志按期将《湘江评论》寄给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处，胡先生所盛赞的“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基本一致，实实在在也是响应了胡先生的号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湖南学生运动做一些呼应的具体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记忆这件事，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道：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胡先生的事，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从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给胡先生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 & 此颂
　　 & & &
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 &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毛在离开北京前曾于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同志与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我们的毛同志则从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说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七、桶水之恩，缘何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其真实的原因另有他说）；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我们的毛同志尚未成气候。无从言报，自在情理之中，后人不必苛求。
　　我们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是如何回报的？后来在成就大业后对异国的胡适又是如何回报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报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
　　然而，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毛同志是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人做书面检查，是毛同志的一惯嗜好。可是陈独秀是何等之人，岂能甘受其辱，于是回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正气傲着呢，所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会听毛同志的话；但是康生这个巨奸，一回国就看清了毛的优势，凤凰要把高枝攀，已经无条件地弃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同志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终于在贫病交加中逝于江津，享年63岁。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饶漱石等同时列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对待胡先生？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主张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毛同志对于这句话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胡先生对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的。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也回报了“一桶水”，不过是“脏水”。
　　1954年，毛同志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灭，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国大陆，胡先生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后，毛同志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真是稀奇古怪，谁能猜得透毛的皮里阳秋啊？笔者猜测毛同志其实是在作一种许诺：老胡，你就回来吧！你只要回来称一声“老奴”，朕就封你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归”，他早在1949年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就已识透留下来，不仅没有民主，连面包也没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
　　“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古训还是能成立的。连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写了批判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小胡同志虽然真诚地表示了对毛同志的归化，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小胡还想入党，于是积极地响应毛同志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三）毛同志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龙潜浅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我们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要紧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没那个胆儿。后来总算还是周恩来不忘故旧与恩师，转了几个弯，暗渡陈仓，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很有专长，本来他想去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说你去北大那样的单位就保不住还会受冲击，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能过了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捎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旁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甚至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教游泳的体育老师也姓胡。（此事与本文无关，只是备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就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上毛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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