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科技和产业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作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方向。

一、科技自立自强是世界大势所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主动适应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积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立足本国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势在必行。自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科技创新及与之相联系的产业革命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三个阶段。目前以互联网、机器人、5G等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围绕智能技术和智能产业主导权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谁能抢得先机，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推动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我国错失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绝不能再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必须立足本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形成依靠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这既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开拓新机遇。

第二，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用新理念重启经济全球化势在必行。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启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2008年）的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阶段。与前三个阶段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重创西方发达经济体，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导致经济全球化发生逆转。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兴风作浪，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西方国家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对我国影响巨大，我国不可能依靠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轨道融入世界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形成新发展格局，走科技自立自强道路，靠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立足，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打造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经济大循环，主导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享方向发展，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共赢共享崇高目标作出伟大贡献。

第三，金融化和去工业化导致西方经济停滞成为常态，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和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势在必行。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其后法、德、美、日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西方国家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样板。但是，进入20世纪，西方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五六十年代的发展黄金期后，从70年代开始整体滑向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轨道。目前，西方国家经济呈现严重停滞态势：制造业衰落，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贫富差别极为严重，中产阶级高度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阶级对抗加剧；政府债台高筑，公共开支难以为继；福利制度濒于崩溃，社会保障功能衰竭；经济增速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货物商品出口能力枯竭，贸易赤字剧增。随着西方发达经济体整体性陷入发展停滞状态，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由鼓励自由开放转向内敛封闭，严格限制国外投资和商品的进入，严禁高新技术出口，严重恶化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质量和环境，导致传统国际经济大循环停顿或失灵。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和循环条件的重大变化，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强化国内大循环，着力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打牢产业链供应链基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在此基础上重构和引领新型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快速发展。

第四，美国肆意恶化中美经贸关系，加快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势在必行。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经济衰退。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和摆脱经济困境，美国企图对我国实施所谓“全面脱钩”政策，从贸易、投资、科技、人员交流等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遏制和打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美国的错误行径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也给世界带来极大危害，注定不得人心，也注定会走向失败。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力争通过国际合作阻止美国打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恶劣行为，努力加快自身发展，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另一方面，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提升产业质量，加强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美国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失灵，以强大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为依托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势在必行。2018年，以汇率法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约为80%。以目前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十年后的经济总量将达世界总量一半。根据联合国有关数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约100亿，其中85亿将来自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经济实力提升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却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少数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各国要求全球治理民主化呼声不断高涨，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中国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指明了方向。为有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进程，我国必须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加快形成自主创新体系，这是提高产业链基础和现代化水平、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增强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能力的根本保证。
第六，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势在必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一些国家借口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实现经济复苏，提出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以政府提供资金补偿的方式帮助制造业回流，个别国家甚至利用极限施压手段打压别国，这些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威胁。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经济增长实现由负转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后疫情时代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各国打造本国科技创新体系和制造业体系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中心，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打造自主创新体系，为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提升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二、 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绵延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取得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及与之相联系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清时期已经有所发展，但是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先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借此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列强于1840年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发动鸦片战争，软弱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攻击下，拱手将国家主权让给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曾经创造了伟大科技文明的大国变成任人宰割的弱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现在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离科技强国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一些短板需要尽快补齐，主要表现在：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够强，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和创新质量有待提高，产学研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支撑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民族复兴的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可以说，面对新一轮世界科技创新的历史机遇和我国发展与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继续依靠引进别国技术谋求发展已经行不通了，科技自立自强才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立足自身优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才能维护和确保我国发展利益、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强大的科技和产业基础。

三、中国具备科技自立自强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果显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一，科技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十三五”以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创新正在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三五”期间，我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问世，如嫦娥四号探测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下线，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加快应用等，标志着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研发经费投入2.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高被引用量均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一位。在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居世界第十四位。此外，我国在铁基超导、量子通信等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高铁、5G移动通信等也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并跑、领跑的比重越来越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第二，形成竞争优势显著的制造业体系。我国制造业规模巨大，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2016～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4.54万亿元增至31.71万亿元，年均增长5.9%，远高于同期世界工业2.9%的年均增速。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26.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为28.1%，连续十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我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以强大制造能力为基础，中国商品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升，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9年的13.1%。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成就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迎接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形成具有显著优势的制造业体系，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第三，具备全球最大市场优势和消费潜力。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快，持续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实现科技创新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市场条件。

第四，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取决于是否拥有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私人资本的垄断权力过度膨胀，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政治分化，经济停滞，发展失去方向。我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既能够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首创精神，释放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又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都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良好制度环境，在科技进步与公平正义之间建立了良性循环，使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财富涌流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而社会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为科技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克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阻碍科技进步的弊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四、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路径

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支撑，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能力、产业、研发、体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精心部署，加快实施，全力推进。

第一，矢志不渝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树高叶茂，系于根深。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要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正确把握产业变迁方向。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认清全球产业发展方向是确定科技自主创新方向的前提。当前，世界正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其最大特点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为支撑的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此，要充分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努力实现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化实体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强化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要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要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三，统筹基础研究和工程科技。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工程科技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实现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引领性原创性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加强基础研究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任务，要加大投入，创造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持续不断做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工程科技的发展。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紧贴新时代社会民生现实需求和军民融合需求，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要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链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

第四，健全和完善新型举国 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 体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新型举国 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要发挥好党、政府、企业、科技人员在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可控产业体系中的独特作用。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把握方向，突出重点，形成拳头，狠抓落实。政府要提高战略规划水平，做好创新环境、引导方向、提供服务等工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有明确分工，中央侧重抓基础研究，地方要更多抓应用。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要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要健全聚集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要让科学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挥、乱指挥。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

第五，立足国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要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建立为基础。我们要认真吸取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惨痛教训，严防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风潮的侵扰，立足国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制造业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要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要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第六，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走科技自立自强道路，不是要与世隔绝，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增强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参与国际合作进行技术创新，有助于打破国家间的技术和产业壁垒，降低技术交易的风险。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来临，全球性的技术竞争不断加剧，技术的综合性和集群性越来越明显。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技术合作，共享合作开发技术的好处，实现互利共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原则，遵循“互利互惠、合理分享”的国际惯例，紧密围绕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积极参与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有力促进了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进入新时代，为解决全球性的科技问题，增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我们要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步伐、推进全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为此，要加强对我国科技创新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推动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要加强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研发，健全和完善政府引导、民间参与、机构互动、产学研结合的对外合作架构；要积极吸引海外杰出科技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来华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推动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紧锣密鼓开展!

　　7月10日至15日,第二轮第一批8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分别负责对上海、福建、海南等6省(市)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等2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是,新一轮督察明确把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督察内容。截至8月5日,各督察组向被督察地方和央企转办13267件有效举报,已有4069件群众举报办结。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决将洋垃圾挡在国门之外,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我国正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迈上新台阶。

　　当前我国绿色发展总体形势如何?为什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必须“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怎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记者进行了多方调研采访。

　　绿色发展势头稳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林木绿意盎然,芦苇昂首挺立,鸟儿振翅飞翔……这里是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官厅水库位于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区交界处,22年前,因为水质污染退出北京饮用水水源地之列。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2035年将恢复官厅水库饮用水源功能。怀来县2017年开始实施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作为全县“一号工程”力推。土木镇黑土洼村村民戴富强开的餐馆生意红火,他乐呵呵地说:“现在的卖点就是湿地公园的风景!”

　　神州大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景象,不断展现在人们眼前。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显示,2018年,全国GDP较2013年大幅增长,同时大气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48%、39%、32%。微信朋友圈中,“吐槽”雾霾的越来越少,“晒”蓝天白云的越来越多。

　　“退牧还草后,草原的变化很大!下雨多了,草长高了,野生动物也多起来了。”青海省治多县立新乡叶青村村民多吉才仁赞不绝口。美国航天局等机构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例居首。目前,全国共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2750个。

　　“中国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体现了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说。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约46%,提前完成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和世界各国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沉甸甸的绿色发展成绩单,来之不易。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增加的态势得到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渐次达到峰值,或进入平台期。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对比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历程,我国近年来已经跨越了‘环境拐点’,环境质量总体上进入稳中向好的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健鹏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类似“倒U形”的曲线:污染物排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增后减,即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最高,而后经济继续发展,环境污染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与先行国家相比,标志性污染物达峰时我国人均GDP水平更低,治污减排体现出一定的‘超前性’。”陈健鹏说,“尽管我国污染物排放总体上已跨越峰值,但仍然远超环境容量,在大幅度削减后才能实现环境质量根本性改善,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这也意味着近中期环境污染形势仍十分严峻和复杂。”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正逐步“脱钩”,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再平衡的重要阶段。

　　绿色发展保持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跨越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的重要关口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

　　绿色发展,这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紧迫之举。

　　“太快了,环保和公安都来了,没想到我们的诉求这么快就解决了!”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王家圪旦村的李女士,向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反映情况后,附近一家偷排废水的选矿企业立马被关停。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李晓陆说:“包头市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完善24小时信访举报平台和‘生态环境+公安’联动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还存在明显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必须加快绿色发展步伐,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绿色发展,这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15个废弃可乐瓶能做什么?在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的海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些瓶子经过先进技术装备处理,变成再生聚酯差别化长丝,能够成为一条漂亮裙子的原材料。

　　“目前我们一年可以让100亿个废旧饮料瓶‘凤凰涅槃’。” 海利环保公司董事长方光明介绍。

　　2017年以来,海盐县进一步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关停“低小散”企业3700多家,新兴产业迅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大展身手。“我们努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建设产业优质、环境优美、生活优雅的滨海城市。”海盐县委书记陈玲芳说。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认为,适当的环境监管会促使企业进行更多创新活动,从而提升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大量实证分析也证实,适当的环境监管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一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方加强环境监管,对经济会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短期的,受影响的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吴舜泽认为,“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环境监管,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绿色发展,壮大了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新动能。

　　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有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同比增长48%,比全部投资快42.2个百分点。“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测算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行业营业收入约为6845亿元,同比增幅约为8.7%,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易斌说。

　　宽敞整洁的车间里,一桶桶“水漆”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在紧邻雄安新区的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晨阳水漆建成了产能达125万吨的全球最大全水漆制造基地。使用以水为稀释剂的水漆替代传统溶剂型油漆,能大幅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这座绿色工厂与同等规模的油漆厂相比,一年可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00万吨。2015年以来,水漆产销量连年翻番。”晨阳水漆技术总工胡中源介绍。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为环境产业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认为,“环境产业供给侧正在从过去单一、独立的末端治理、单元治理,向提供更多生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迭代升级。提升品质,加强创新,环境产业将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绿色发展前景可期——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实处

　　绿色发展,知易行难。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怎样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受访者表示,必须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一手抓制度设计,一手抓落细落实,绿色发展生根见效。

　　夏日炎炎,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厂区内,超低排放升级改造项目紧锣密鼓开展。“看不见污染、听不见噪声、闻不见异味,排放浓度和总量双控合格”,太钢正全力打造这样的绿色钢铁企业。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各地钢铁企业陆续开展提标改造,蓝天保卫战将再下一城。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地区各部门的制度、规划、工程、项目中,“绿色”成为关键词。“经过这几年不懈努力,绿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未来还要层层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让各项制度落地生根见效,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一手抓治污攻坚,一手抓统筹兼顾,绿色发展稳步推进。

　　“我打算咨询一下有没有适合我们的治理方案。”点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企业环保接待日”页面,南京佳茂食品厂总经理刘汉来很快填好预约时间等。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从去年10月开始,定期设立接待日,已接待40多家企业,释疑解惑,提供服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聚焦做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各地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既严格监管,又周到服务。今年5月启动的新一轮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团队,更名为“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组”,成员包括负责定点帮扶的生态环境部各司局工作人员等,工作组背后还有强大技术团队支撑。

　　“对合规以及有意愿合规的企业提供服务与支持,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认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环境质量,势必要对落后产能、落后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定力,也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一手抓生态治理,一手抓绿色产业,绿色发展前景可期。

　　安徽旌德,空气清新,满山青翠。森林覆盖率达69.2%,PM2.5年均浓度为27微克/立方米,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得益于近年来以健康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旌德依托绿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今年1至5月,全县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2.3%。”宣城市委常委、旌德县委书记周密介绍。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上,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表示,据估算,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达到12万亿元,约占GDP的8%;到2035年,有望达到GDP的10%以上。“在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对环保等绿色产业应继续给予多方扶持,使有实力的企业有更多施展拳脚的机会,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助推经济增长。”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根华建议。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奋力跃上一个个新台阶,百姓富、生态美的美丽中国将渐行渐近!

编者按：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近期，高质量发展频频出现在我国高层重要会议中：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蓝图，并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2018年经济发展的清晰走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更好摆脱围绕速度判断经济发展的范畴，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即将到来的2018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大棋局如何落子？我国应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当前和未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哦。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推动高质量增长，就要让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供给者具备充分发挥能力的机会和环境。全方位高水平开放，让全世界最优质的产品供给者可以为了中国的大市场而公平竞争；通过与国外签订与各种知识产权有关的经验来培育国内健康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推进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有效需求，创造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来鼓励创新，也鼓励各种创新要素的流动。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推动高质量增长，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推动社会进入全面创新阶段，引领增长质态升级。还要充分发挥标准、社会舆论的监督、倒逼机制，淘汰标准线以下的产品。还要重视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认识到刚需产品在我国将长期存在，通过制定标准引导建立满足我国高中低消费水平的产品生产体系。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高质量发展是包容性发展，是环境友好型发展，是创新驱动型发展。
踪家峰（南开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诚信的社会，以及在诚信基础上建立的一整套机制。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高质量发展本身既是个中间目标，又是个手段工具，但它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了这个大逻辑闭环，高质量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创新驱动型、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型的中高速增长，四者缺一不可。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对照的是过去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应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有所表现。在宏观方面一个表现是中高速合适的增长速度；在中观方面的重要表现是结构合理的产业系统和梯度合理的地区差异；在微观方面重要表现就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系统化和品牌系统化。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主政一方绝对不能仅仅高高在上地关注经济技术的数量指标考量，只有数量指标的增加未必是高质量发展。人文情怀必不可少。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经济的质量，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的质量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两个方面。
目前，应该解决的是对我们的经济质量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其次是医疗条件的改善，第三应该解决人们基本权利的保障、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的尊严保障又是发展人力资本的必要前提。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述，主要内容有：一个“阶段判断”，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个原则”：即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三大变革”，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点”是发展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过去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只需要强化生产要素尤其资本的投入就可以了。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微观主体必须受到投入产出比的严厉约束，即上述二个原则成为经济主体决策的基础和出发点，才能形成高质量发展态势。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是动力变革，只有把行政权力推动的经济体系转化为市场机制推动，才能实现发展阶段的转变。过去的发展之所以没有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除了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近40年来，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破除这种软约束，任重道远，但是它却是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质量优势竞争的关键所在。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我理解质量变革是指：过去我们讲发展的质量，主要是指发展的效率，用较少的资源投入生产较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客观事实分不开。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一国情下的发展质量应明显区别与过去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更多要体现为发展的社会效益的提高。
因此，新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增长，应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兼顾。在经济效率上，主要把投入产出效率改变为经济发展的可靠性、产品质量序列的提升、高技术投入密度的提高和产出的高附加值增长上。而社会效率的提高，应体现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容载及低污染可持续性发展、消灭贫困和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在美国积极财政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国际经济环境背景下，主要体现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质量化经济应当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产品质量提升为导向。从消费者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角度：（1）从消费者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中高端商品的需求会增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整体消费层次会提高，会有从数量化需求转向质量化的需求。（2）从生产者角度看，质量化意味着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实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方向。那么，何谓高质量发展？角度很多，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发展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既有生态的、收入的，还应有宪法所赋予的劳动者权益上，让劳工告别环境恶劣、风险巨大、收入不高的行业与职业，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迈向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与维度。
要以高质量政府政策引导，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要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趋势。建议高质量发展，运用负面清单制度。以环保、人权与法治作为底线，淘汰低质量发展。发挥需求端变化的牵引作用，发挥市场的自我甄别机制，发挥公共政策的保驾护航功能。
孙  军（淮海工学院）：在低质量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可以充分“作为”。在以GDP为主的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和出口导向阶段，各级政府只要保证以外资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持续流入，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即可。但当前各种内外部约束已经使得这种模式不可维持；在高质量增长阶段，政府以前手段均基本失效，过去高增长掩盖的问题也不断暴露。高质量增长阶段，就是要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靠市场机制，这才是新时代最大的驱动力。这个阶段需要服务型政府而不是干预型政府，政府干预经济之手往后撤（国有企业改革、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区域协调发展等），服务社会之手往前伸（化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弊端，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赵顺群：（1）更加深入地理解两句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两句话综合在一起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2）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深化改革来保障。如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于市场机制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从考核体系到选人用人等等；进一步鼓励基层依法合规创新和尊重企业家精神。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转变发展方式，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邵  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针对过去高速发展阶段存在的质量不高问题，包括结构失衡、资源依赖、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阶段性的内在因素，属于后发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更多的是导向问题，以上级考核决定升迁的干部制度，引导地方干部跟着上级的考核指标转，而单一GDP的考核指标，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现在强调发展质量，改变单一GDP 的考核是对的。但是，如果干部制度的导向不改变，仍然是跟着上级的考核指标转，那只是把GDP改成碳排放等指标，仍然会犯发展质量不高的错误。
因此，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满意的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法治建设。
苏  健（南京市社科院）：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包含如下特征：可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协调性、以科技创新为主、人民群众普遍获益。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构建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还是民众的高质量需要。是政府要高质量发展，还是民众要高质量发展，这个逻辑顺序要界定清楚。民众高质量需要的意愿是强烈的，同时其现实制约也是严峻的。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是制约意愿向现实转化的五大难题。
陈  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过去传统上，宏观调控是调节经济冷热，冷了添火、热了加水，政策手段主要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现在，针对高质量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目标是把调控政策精准化，把调控手段下沉到中观层面。比如：反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支持企业利用外汇储备走出去，主要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制造业，反对金融业、娱乐业的海外并购。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变化。
宋常铁：高质量发展是40年高速度发展的延续，而非另开一局，历史无法切割。因此，既着眼旧有问题的解决，更根本上，还是要“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
（1）更高质量的发展，首要是先发展，是前进。珍惜、维护改革开放40年来累积、发育形成的经济环境；系统、全面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各级政府以雇员的身份、服务的意识参与到社会运行，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2）发展是为了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经济生活的质量的基本点。经济质量最根本的保障，是民心，是人民的安全感、进取心、凝聚力。
（3）经济质量最急需的是动力。坚守改革开放的初心，坚持并深入下去。反市场垄断，才有市场的动力释放，民营企业是更可依赖的经济力量，必须让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给民间自发力量退出市场空间和政策资源。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高质量发展就是壮士断腕，道法自然，就是轻徭薄赋不折腾。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高质量发展，应该是能够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发展，是五位一体统筹协调推进的发展，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替代无序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自如切换的发展，是以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的发展，是以优质产品替代劣质产品的发展，是以高效率替代低效率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百姓有广泛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的发展。
高传胜（南京大学）：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适应需求、引导需求并提升需求的发展。因此，建立发现需求、适应需求并引导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资源配置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社会和政府等多部门协同治理的大趋势下，不仅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创造政策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还需要更新发展理念，破除政策障碍，让社会组织充分发展，有效地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功能。在此基础上，政府则应承担起兜底保障经济困难人群的基本需求的责任。
包  特（南洋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不光要注意工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也要追求文化、艺术和设计产业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诞生了以华为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和效率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那么下一步，为了寻求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盈利进一步的上升，我们需要将战场移向设计或“审美”。事实上，由物质向精神的消费转换可能是现代消费升级的自然需求。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盛唐和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审美是当时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对外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期影响了周边和全世界的文化和精神面貌。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协调的经济结构。在一个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天发展的质量不高，是因为过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过度的偏重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在扭曲的增长激励中，应有的结构调整被人为的阻断了，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扭曲。
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在，不再提增长的速度要求，已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今后的政策导向，应该致力于一方面解决结构不协调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及地区之间；另一方面是以竞争和监管来监督增长的质量。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高质量发展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理念、动力、路径以及模式选择：理念上要贯彻全面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动力上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路径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为支撑；发展模式上要立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朝着两步走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有了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才会有新时代高质量经济的发展。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必须找到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症结所在；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挖根源，痛下决心，刮骨疗毒，分类施策。对体制造成的阻碍，大刀阔斧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推掉既得利益藩篱。对市场行为造成的，减少运动式、拍脑袋式干预，要用市场的手段，激发微观主体的作用，在充分竞争中培育引领、发展壮大。对人才原因造成的，要加大实用性人才培养，如加大对高端智库的财政投入，种树引凰。要加强顶层设计，减少各个领域的“拉链式”工程，着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领制高点，做好产业融合，从规模优先转变为质量领先
倪  敏（硅谷创业）：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必须让经济建设中各角色归位。决策者归位，监管者归位，生产者归位。归位了才能准确定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否则在错位的关系中，解决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引入一个新问题。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坚持高质量发展，主要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创造力，而不是靠政府的计划力，因此，应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企业家微观主体来说，需要加强对其教育引导，营造鼓励先进宽松失败的文化氛围。从企业层面来说，可以从加强现代公司治理能力提升，打造积极的文化氛围为切入点。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从加强对企业家法律层面保护，提高服务的落地水平和法制化水平，注重培育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力量作用。从全球层面来说，应该通过以进一步开放促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工匠精神培育，提升在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高质量人才做支撑：（1）优生优育优化出生人口；（2）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培养德才兼备且具有国际视野又能不脱离社会实践的优秀学子；（3）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让更多的孩子毕业后不仅仅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是我们的产品供给从世界工厂到中国创造到中国智造的演变；就是情感式国货支持到自主性的国货选择；就是创意经济下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转变；就是数字经济下智能生产和生活的推进；就是创新经济驱动下的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
崔卫东（蓝鲸咨询）：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科学定义发展质量的高低程度：（1）不追求多而全的指标设定，抓住几个关键指标，能够直观判断发展质量的高低；（2）不同区域可以设定符合地方特点的指标，不一刀切，鼓励一线发展实践；（3）让人民群众感知发展质量成果。
建立区域高质量发展机制，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推动实体经济提高效率。推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等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建立产业技术共享的研发平台。推动现代金融在区域层面融入实体经济，促进产城内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利益转移与平衡。推动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居住、休闲、娱乐、益智、健康体系建设，促进人的工作、成长、健康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