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ESG标准体系是怎样的?评级机构标准内容有哪些?

ESG投资,指的是在投资过程中,除了考虑公司的财务因素之外,也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表现纳入考量。类似的说法还包括责任投资(Responsible Investment)、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ment)等。

ESG投资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引入一种更有远见的视角,帮助评估投资机会和风险,也实现了将投资作为改善环境与社会的一种方法。对于社会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ESG投资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这种新兴的投资方式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也朝着越来越主流的方向发展。

“投资方式光谱”展现了ESG投资在各种投资方式中所处的定位。图1中的最左侧是仅关注社会影响的投资,比如慈善事业;最右侧则是仅关注经济回报的投资,也就是常规的金融投资。而在这光谱的中段则是社会影响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ing)与可持续及责任投资(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ing),它们都使用了ESG指标和方法,是兼顾社会和经济回报二者的投资方式。

目前,ESG投资在全球不断升温,中国这方面的发展亦前景乐观,但相比之下还存在需要追赶的差距。

ESG投资全球关注度上升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都已加入将ESG投资纳入讨论与实践的行列。

责任投资政策与监管不断扩张

2012年,由新兴市场的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协会自愿联合成立了可持续银行网络(SBN),致力于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截至目前,SBN的成员国数量达到40个,其中已有25个国家发布了针对可持续金融的政策或指南,其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

201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的央行和监管机构在巴黎发起成立“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NGFS),动员主流金融体系走向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到2020年9月,NGFS已拥有72家成员机构。

全球对于ESG投资的关注度都在逐步上升,国际的ESG投资政策与监管体系都在日渐成熟。

全球主流的指数公司基本都已推出ESG相关指数,将公司披露的原始ESG信息转化为评分和指数,这也是投资者获取可利用的ESG信息的主要方式(见图2)。

市场上主要的第三方ESG评级包括摩根士丹利发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MSCI ESG)、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等。2020年,彭博也推出了自有的ESG评分体系。

在ESG评分中,涉及的环境方面(E)的因素通常包括自然资源的使用、碳排放、能源效率等,社会方面(S)的因素可能包括劳动力、多元化、供应链管理等,治理方面(G)的相關因素有股东权益、商业伦理等。

持续更新的ESG和评分指数是投资者在进行ESG投资时参考的重要数据,是ESG投资实践的重要引领。

2006年,联合国发起成立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这是一个由全球各地资产拥有者、资产管理者以及服务提供者组成的国际投资者网络。

如果投资者签署该原则,即意味着其承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遵循ESG相关标准,并鼓励被投资方遵守和践行ESG的要求。目前PRI的签署方已超过3000个,所管理的资产总额高达约100万亿美元(见图3)。

图3:PRI签署方数量及资产规模变化

从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截至2018年,欧洲和美国的可持续投资金额都已达到较大规模,分别为超过12万亿欧元和接近12万亿美元(见图4)。前者的规模达到欧洲投资市场总额的近半数,后者占比则超过了美国投资总规模的四分之一(见图5)。

图4:全球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单位:十亿)

图5:全球可持续投资规模占资产管理总额比

增加长期投资回报是ESG投资的最大驱动力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BNP)2019年的一项调查数据,超过半数的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选择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原因,是出于对增加长期投资回报的考量,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二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品牌形象和声誉;第三则是降低投资风险(见图6)。

图6: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考虑ESG因素的原因(BNP)

负面筛选是最常被使用的ESG投资方式

在以上分类中,负面筛选、ESG整合、主动沟通和原则筛选依次是被应用于投资了最多资产的ESG投资策略(见图7、图8)。 由此,对公司来说,对重大负面事件的规避极其重要,因为负面事件会对投资者的意愿造成巨大影响。不过其他各ESG策略下投资规模也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中,这对公司的整体ESG表现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7:全球可持续投资策略间的投资规模比较

图8:可持续投资策略间投资规模比较

国内ESG投资存在追赶差距

看过国际ESG投资发展现状后,再来看看如今国内的ESG投资情况。

国内ESG信息披露情况仍有待改进,且行业间差距明显

沪深300范围内,虽然发布ESG报告的公司占比不断攀升,于2019年达到了85%的水平,但是其中对报告进行第三方审查的比例并没有体现出任何提升,一直保持在11%和12%间的低水平浮动(见图9)。

图9:沪深300公司ESG报告第三方审查情况

注:来源于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 平安集团ESG 办公室《ESG 在中国》

不同行业间ESG报告的披露情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97%的金融行业公司都披露了ESG报告,其中31%经过第三方机构审查。而表现最差的电信服务行业,只有50%的公司选择披露ESG报告,且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ESG报告经过了第三方审查(见图10)。

图10:沪深300公司分行业ESG披露情况(2019)

注:来源于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 平安集团ESG 办公室《ESG 在中国》

虽然披露ESG报告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沪深300公司的ESG披露质量仍处在落后的水平。根据2013年到2018年主要股指成分股的彭博ESG平均披露得分,沪深300公司的得分保持位于最后一名,差距明显,仍然需要加强(见图11)。

图11:主要股指成分股ESG平均披露得分

注:来源于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 平安集团ESG办公室《ESG 在中国》

ESG评级机构间差异明显

需要注意到的是,ESG评级机构的发展也是ESG投资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安对四家ESG评级机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商道融绿、华证指数和富时罗素的评分标准,发现它们评级结果分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并且这四家评级机构对沪深300成分股評分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33,存在显著差异(见图12、13)。

图12:国内四家主流评级机构的沪深300公司ESG评级分布图

注:来源于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平安集团ESG办公室《ESG在中国》

图13:国内四家主流评级机构ESG等级间的相关性系数

注:来源于平安数字经济研究院&平安集团ESG办公室《ESG在中国》

评级机构间显著的差异性不仅会导致公司难以确定自身的披露水平,在改进ESG表现的方向上无从下手,也会导致投资者无法对公司的ESG表现进行明确的区分,难以将ESG因素有效地纳入进投资决策中。

国内ESG投资政策起步较晚

国内市场的ESG投资发展起步较晚。从2016年开始,国内才开始出台与ESG投资直接相关的政策,支持绿色投资;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行)》,明确了绿色投资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方法。

此份指引中明确指出,“以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为核心的ESG责任投资是资管行业新兴的投资策略,也是基金行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抓手”。

国内ESG投资发展速度稳定

尽管起步较晚,国内ESG投资的发展速度还是较为稳定的。根据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底,A股在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涉及使用环境(E)、社会(S)或公司治理(G)因素筛选成分股的指数共有43只。自2008年起,泛ESG指数数量保持稳步上涨,平均每年增加4家左右(见图14)。

图14:不同种类A股泛ESG指数数量变化

注:来源于中国责任投资论坛《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19》

同时,截至2019年11月底,国内共有42家基金公司发布了95只泛ESG公募基金,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是规模在2015年之后却有所降低。不过,泛ESG公募基金占市场所有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规模的比例仍很低,仅占约2%(见图15)。

图15:泛ESG基金数量

注:来源于中国责任投资论坛《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19》

国内ESG投资前景乐观

国内的ESG投资现状与ESG投资的主流化地位相比,还存在需要追赶的差距。不过,现在国内的ESG投资发展势头都比较令人乐观。

在监管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进步的趋势,拿近期来说,2020年9月4日,深交所发布的新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中,补充了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披露情况”的考核。

紧随其后,9月25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自愿信息披露》,在自愿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列举了“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内容。

ESG信息强制披露政策有望

在监管指引方面,港交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2015年时,港交所发布新版《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此文件发布后,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ESG信息披露由自愿披露,转变为“不披露就解释”的半强制披露,以及部分指标的强制披露。许多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一些内地公司开始发布其首份ESG报告。2015年香港恒生指数的平均披露得分也得以快速攀升。2019年12月18日,港交所在《有关检讨及相关条文的咨询总结》中刊发了新的ESG披露要求,于2020年7月1日生效。

另外,根据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组织(UN SSEi)的统计,全球已有超过20家证券交易所对上市股票有强制ESG信息披露要求,同时近50家交易所提供ESG披露指引,UN SSEi成员交易所中已有40家有ESG相关指数产品。

而我国2016年出台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也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其中方案计划到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环境信息。

对上市公司来说,更严格的ESG信息披露政策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提高ESG数据收集和计算上的专业性,以实现更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希望在不久之后可以见到面向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指引,以敦促各上市公司对ESG表现的重视。

个人投资者对ESG投资了解程度有限,但接纳程度较高

根据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的调查数据,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对ESG投资的了解有限,有44%表示没听说过ESG投资。

尽管如此,86%的调查对象都表示会在投资中考虑ESG因素,总是考虑ESG的人数甚至高于听说且了解过ESG投资的人数。可见,虽然部分个人投资者没有具体了解到过ESG投资的相关概念,但是可能出于个人价值观、社会背景、金融市场环境等各方面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地将ESG理念纳入自己的投资考量中。

机构投资者的ESG投资实践情况一般,但对ESG原则支持率高

在作为调查对象的机构投资者中,有30%表示尚未关注过ESG投资,或是不了解ESG投资,只有6%的机构已经制定责任投资相关政策、战略或制度,将ESG因素纳入了投资决策中。

不过,机构投资者中90%都支持将ESG原则作为投资组合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有24%甚至表示强烈支持,远大于已制定相关投资政策的机构比例。机构投资者在ESG支持率和实践情况上的差距,可能是由于有65%的机构投资者仍处在对ESG投资原则的研究或探索阶段中,尚未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将投身到ESG投资的行列中来。

投资者应该将ESG全方位融入到投资决策中

基于上述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的投资者对于ESG投资理念还缺乏一定的认知与理解,这是从基础上需要推动的情况。根据《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19》所描述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关注ESG,除了受监管政策驱动,也有激增的投资者问询以及ESG评级结果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投资者支持并使用ESG投资原则,明确主张自身对ESG数据的需求,公司对ESG数据的披露率以及质量也会上升,这对国内整个ESG投资的系统发展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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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斯拉被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从标普500ESG指数中移除,CEO马斯克随即发文怒怼,称ESG评级是一场骗局。这是他在近一个月内第二次“炮轰”ESG。由于特斯拉此前在多项ESG评级中均未获得高分,马斯克已多次公开表示,ESG评级是“魔鬼的化身”“毫无意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ESG究竟是什么、怎么做?

ESG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ESG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4年提出,目前在资本市场,已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截至2021年底,我国存续的“泛ESG”公募基金约200只,总规模突破2600亿元,较2020年末近乎翻倍增长,新发产品数量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从应对监管到主动作为,我国正持续完善企业碳核算标准规范的体系建设,探索符合国情的企业气候信息获取方式。

2021年A股年报季告终,多家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陆续出炉。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共有1408家公司独立发布报告,另有4660家公司主动披露加强环境保护等信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指出,近九成上市公司召开了2021年业绩说明会,其中约1/4披露了ESG或社会责任报告。

ESG关注什么?“环境”指标是关键,尤其是在降碳要求下,相关信息披露越来越受重视。记者注意到,作为减排主力军,能源企业表现积极。从煤炭、油气、化工等传统能源行业,到风光、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领域,从中煤能源、东方电气、浙能电力等大型央国企,到宝丰能源、晶科能源等民营龙头企业,纷纷主动披露减污降碳、绿色发展情况。

政策加持,市场相关方重点关注

在日前举办的“企业气候信息披露与碳市场机制”圆桌论坛上,来自能源、环保、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人士一致认为环境信息的披露至关重要。“无论是作为绿色金融的五大支柱之一,还是作为气候投融资的关键抓手,ESG环境信息披露均被反复提及。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尤其是气候信息,越来越受到市场利益相关方的重点关注。”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廖原称。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表示,实现碳中和目标,要求政府、企业、个人等相关主体将“碳”纳入日常决策,气候信息披露是基础。“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开展信息披露行动,但存在自愿披露格式不统一、数据不清晰、缺乏统一方法学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已于今年2月正式生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出了更加规范、要求更高的部署。”

数字更有说服力。截至2021年底,我国存续的“泛ESG”公募基金约200只,总规模突破2600亿元,较2020年末近乎翻倍增长,新发产品数量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在资本市场,ESG已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在此背景下,证监会于4月15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首次将ESG纳入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

“对于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是ESG可持续发展指标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气候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也可以帮助利益相关方,包括公众、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企业碳减排的目标和行动。”中国石化绿色低碳处副处长王之茵称。

主动作为,把绿色低碳写进KPI

相比前期,环境指标不再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刚刚过去的年报季,主动披露的企业明显多了起来

宝丰能源2021年度环保总投入9.49亿元,“我们以每年新增3亿标方绿氢的速度不断扩大产能,未来将形成年产百亿标方、百万吨绿氢产业规模……为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中煤能源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100%按期完成首年度履约,“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耗(2015可比价)1.295吨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7.23%。原煤生产综合能耗4.14千克标煤/吨煤,处于行业先进水平”;中国石化将碳的“净零”排放作为终极目标,加速打造低碳竞争力,“2021年实现节能96.7万吨标煤,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8万吨。”越来越多企业把“绿色低碳”写进KPI,不再是被动完成减排任务。

“宝武是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去年代表钢铁行业发布了碳减排宣言,今年将首次发布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报告,除了披露二氧化碳减排情况,还将披露包括另外5个类别、7种气体,涵盖供应链整个碳足迹的碳排放核算结果,而且数据经第三方机构核查验证。”宝武集团碳中和办公室碳减排高级专员李爱菊举例。

另据王之茵介绍,中石化已发布国内首只油气行业绿色债券、推出首船碳中和原油,正在计划成立中石化碳中和基金。“整个碳信息披露工作是从被动满足监管要求,到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变过程。未来,我们会更新完善碳信息披露的管理制度,进一步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加强数据管理。在绿色投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会进行相关金融调查,了解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这些要求也促使我们提升碳排放信息披露工作。”

规范披露,以提升信息质量为核心

披露要求不断提高,挑战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现有报告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企业的理解不到位,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在企业个体披露的基础上,下一步还需细化到分行业、分板块、分产品的披露标准,与同行业、同类产品实现对标,同时挖掘减排潜力,进而倒逼气候信息披露能力提升。

“气候信息披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分步实施,每个区域、每家企业的情况也不一样。”李爱菊建议,明确信息披露主体、统计口径,明确量化数据类型,以及不同企业的披露方式,制定实施细则,通过碳市场披露的数据要经过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确保透明性和真实性。“企业要加强碳排放数据管理,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数据披露质量。

以典型的高碳排放企业为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战略与研发中心高级专员张倩云认为,披露应当以定量指标为重点,明确数据量化的核算方法,尽量提供可比较对标的数据。“采用第三方验证方式,对披露报告使用的数据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建议根据各行业特色来建立关键性指标,更全面反映企业能效水平、碳排放绩效,并开展同行业对标。”

“我们发现,金融机构碳核算离不开企业碳信息披露,尤其是气候投融资,一定要有企业信息作为基础。科学有效的核算方法,不仅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也能提升企业披露信息的动力。”廖原透露,多地大数据正在为金融机构、企业建立“碳账户”,部分环境交易所也在依托碳市场数据平台展开探索,“接下来将持续完善企业碳核算标准规范的体系建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气候信息获取方式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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