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垄断定价的形式有哪些？小编结合有关为大家具体讲解下。

一、自然垄断定价的形式有哪些？

由于自然垄断产品具有“自然垄断”和“准公共品”两大属性，因此在供给上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其价格进行干预，这就是自然垄断产品定价。

根据定价形式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同，自然垄断产品定价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中某一部门的分支机构，可以是独立的价格管理部门，也可以是自然垄断企业本身。在自然垄断产品生产和传输过程中，并非所有的环节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自然垄断一般仅存在于其中仅有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中。自然垄断理论的最新进展认为，自然垄断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自然垄断环节可以同自然垄断环节相剥离，实现市场竞争。总结国际经验，自然垄断产品定价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1、政府或价格管理部门直接对产品进行定价；

2、自然垄断企业拥有部分定价权，在政府或价格管理部门的监管下自主制定价格；

3、政府和价格管理部门退出定价领域，转而通过一种“模拟竞争”的方式迫使自然垄断企业自觉进行市场定价。

二、对于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1、该行业现成的市场结构为只有一个或者几个提供相似或相同产品的卖者。换句话讲，就是该行业的现行市场为垄断或者寡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2、形成上述市场结构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效率的优先考虑。

3、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之必须持肯定的态度，包括明示和默示的肯定。

三、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有什么？

从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来看，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或者是成本的次可加性，自然垄断主导取决于经济效率而不是其它因素。规模经济意味着生产更多产品时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越来越小，范围经济意味着在追加生产相关新产品和服务时进行联合生产要比单独生产的成本低，成本次可加性则意味着独家垄断经营的总成本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自然垄断主导建立在效率目的基础上并且保障效率的实现。

综观世界各国的自然垄断存在的行业和产业，如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我们不难发现采取自然垄断经营的产业一般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即依赖一定的产业网络为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如果离开这些产业网络，企业所生产或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无法流转到社会消费领域。衡量这些产业网络作用的最佳指标是网络上的流量（交通、电力、通讯信号等），而网络上的流量将随网络节点的几何级数增加。网络节点数量越多，边际投资收益越大。

3、资产具有沉淀性与专用性

由于自然垄断依赖于网络经济为整个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在经营自然垄断行业时，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产业网络的建设。这些产业网络形成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它们折旧时间长，变现能力差，从而导致了整个垄断产业大量的资本沉淀。另外，由于基础产业网络占有的资产往往具有相应产业或者行业的专用性，所以资金一旦投入也就很难收回,所形成的企业资产也难以改为其他用途。

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他们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具有日常性与必须性的特征。自然垄断行业通过它们的网络触角将这些日常生活必须资料转流到千家万户去以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有序。

综上所述，在自然垄断行业，通常是一个企业或者多个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样在规模经济下，要比放开竞争更能节约资源。自然垄断定价形式也有好几种，包括政府直接定价、企业在政府指导下自主定价和通过听证会集中讨论定价等。目前，在水电煤等行业，我国实行的多少政府指导定价模式。

• (一)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二)...

　　主持人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促进相关理论观点在政策话语中的传播，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于2018年12月在上海召开。这里辑录的，是其中几位与会学者的精彩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就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和辉煌成就，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要强调的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妥善处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法，既要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又要做到在“发展中坚持”。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抑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处理，要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辑录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者都是资深的政治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代表了当今政治经济学界的观点。我们特予刊出，以飨读者。

　　国有信托基金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情，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感谢大会对我的邀请。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其实与上午华生教授的题目是衔接的，他讲的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下面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个转换，是更加具体层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党的重要会议两次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一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次是十九大报告。五年来，改革的具体措施体现在有关国企改革所谓“1+N”的文件里面，但是所有这些文件在当前最重大的问题上面，实际上涉猎不多。我认为真正直接与此相关的文件，就是今年7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在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市场化机制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这个文件在建立国有信托基金制方面仍然没有突破，在国有经济顶层制度的改革中还是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因此，我认为改革的措施并不到位，试点的效果也并不看好。

　　一、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重点并不在各类职能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企业本身能够解决，用不着下文件。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的顶层制度。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理清，政企不分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活力仍然有待提高。二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不到位，管理腐败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实际上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只要我们把目光从企业层次提升到资本层次，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个问题就是国有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更不用说是国际市场了）处于消极涣散、缺乏竞争力，又没有引导力的状态，这与它的庞大规模完全不相称。说它消极是因为我们的国有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只是以被动的审批制度为基本的管理手段，不能积极参与资本市场的经营，更没有自己进取性的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说它涣散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国家队异乎寻常地分散，步调不一致和难以协调。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市场经常有私人资本大鳄兴风作浪，却很少见国有资本的正义之师出手抗衡，政府不得不亲自上阵，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如此循环往复对市场显然是有负面影响的。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多管齐下，但是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更加有效地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解决国有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改革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改革的长期目标就是断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指挥链。90年代初期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完成了公司制度下的股份资本所有权与公司法人产权分开，这些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在国有企业中推广实施。但是，因为公司制规定了股东在治理结构当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出资人代表的政府机构仍然深陷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成为企业治理不完善、竞争力不足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大国资委体制也不能解决政资不分的顽疾，国务院派出机构仍然是政府机构，其出资人职责仍然靠行政权力行使，其管理手段难免还是有靠审批把关的消极特征。

　　二、为什么说公司制模式不能解决问题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初衷是要弱化政府对于企业的行政干预，加强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但实施意见主张，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塑造为国家独资的公司法人，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模式来进行治理，并且直接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全部国有资本。这就等于在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框架内，增加了一个与原有机构完全相同的管理层次，它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没有丝毫改变，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架构没有差别，等于是在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出发，在政府和原有企业之间设置了一个管理层次，它还是行政授权的产物，并且在权利链条上的位置更高，所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也更大了。没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改变和经营模式与经营范围的适当限制，这样的改革是不能解决当前国有经济中仍然普遍存在的监管缺位和管理腐败问题。

　　还有一种值得担忧的倾向是，如果没有全新设计的制度框架与约束机制，这种顶层制度的充分授权，可谓是“位高权重”，随着改革的红利显现，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趋之若鹜，设法入围，争取挂牌。改革将在现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中增加一批半官半商的大机构。比如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名义改革，把主营业务更多地转向资本运作，这对扭转当前经济脱实向虚没有好处。再比如一些现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改革东风挂起新招牌，继续老营生，对防范金融风险会有什么好处？

　　总之，单纯公司制的思路难以达成预期目标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这是国有经济的顶层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份资本的经营权，不能再照搬公司法人制度的旧套路。这个套路已经被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不能达成政资分开的改革目标。其二，这类顶层机构管理的国有资本规模太大，所投资企业的经营又高度复杂多样，单纯靠公司法人产权制度不足以实现有效监管，控制管理腐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

　　三、试点改革应引进信托基金制

　　我们认为，试点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这里强调两个关键性措施：一是，试点应当按照国有资本分类管理的原则，依法设立不同类型国有信托基金作为起点。二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明确国有信托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对应原则”，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数十只国有信托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形成国有资本管理的顶层架构。

　　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做到两点：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也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坚持？如何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和“在发展中坚持”，这两句话把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

　　首先，“在坚持中发展”。没有坚持的“发展”，其实不是真正的发展。没有坚持的“发展”，容易导致走上歪路。当前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问题，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于是，有些人就干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比如，他们觉得用劳动价值论不好解释现实经济中价格的变动情况，于是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提出所谓的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脱离甚至背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等于是“另起炉灶”。

　　其次，“在发展中坚持”。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做到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也不是真正的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最后会导致走进死路。我们过去一些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搞“两个凡是”：凡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我们都不能讲。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走进了死胡同。

　　应当承认，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毕竟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一百多年了，理论在发展、现实在发展，出现新的问题也不足为奇。比如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或通常所说的价值转形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在商品按价值出售的条件下说明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又比如联合生产的问题。联合生产讲的是同一个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好几种产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单一生产，即一个生产过程只生产一种产品。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价值论最多只能说明单一生产而不能说明联合生产。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劳动价值论究竟能不能很好地解释联合生产的问题？再比如经济效率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对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较少。那么，劳动价值论能不能用来比较不同行业之间的效率高低？还有如资源配置等问题。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长处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有较高的效率。劳动价值论能否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

　　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讨论？需不需要解决？当然需要讨论，需要解决。那么，如何讨论？如何解决？那就是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坚持不了。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要的理论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利率和地租理论等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无联系？在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不够。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知道，后者要以前者为理论基础。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每一个部分的研究目前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的关注不够。很多研究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解释现实、对策政策的提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牢固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从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讨论和相关文献中，明显感觉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做到很难。具体举例说明一下。这几年我做的一项研究工作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有关。这在《资本论》中是第二卷的一个主要内容。我的问题是：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内容能不能引出一些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西？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我们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在讨论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时，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第二，第一部类率先积累，且保持积累率不变；第三，第二部类跟随调整以维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根据马克思的这三个假定，我们再增加一个假定，就是利润平均化且平均利润率保持不变。我们知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讲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在第三卷讲利润的平均化。本来，在讲完利润平均化之后，应当再回过头来把利润的平均化引入两大部类的再生产，使得这两个部分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天妒英才”，马克思过早地去世了，那么如果把利润平均化这一条加到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中去，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从第2“年”开始（当然，这个“年”不是指自然年，而是指一个再生产周期，可以叫做第2“期”，就是从第2年或第2期开始），不仅两大部类的增长率会趋同，而且它们的积累率也将趋同。这个结果很重要，可以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奠定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假定，在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中，是第一部类率先积累，且保持积累率不变，第二部类则跟随调整，以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按照这两个假定，我们可以让政府来调控第一部类，即政府规定第一部类的积累率，并保持不变，而让市场来调节第二部类的积累率，就是说，政府不要管第二部类，第二部类完全由市场自由调节，以维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求平衡。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从第2年开始，实现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率和增长率都趋同。

　　应用以上结论可以讨论如何实现既定的某个计划增长率。当然，这里不是为计划经济张目，而只是讨论某种计划的可能性。假定现在有一个计划的增长率，如何去实现它呢？根据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我们首先可以计算出一个最优的积累率，因为增长率要靠积累率来保证，然后进行政府调控，政府只要让第一部类的积累率等于最优积累率就可以了。第二部类则不要去管它。第二部类完全自由调整，维持供求平衡。其结果是：从第2年开始两个部类的积累率和增长率都趋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计划增长率目标可以实现了。

　　比如说，假设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为8%，平均利润率可以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测算，比如测算出来为20%，那我们就可以算出为实现8%的计划增长率所需要的最优积累率，那就是用8%的计划增长率除以20%的平均利润率，得到40%，即相应的最优积累率为40%。政府只要把第一部类的积累率规定为40%就可以了。根据前面所说，从第2年开始，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将会趋同，即都是40%，从而，整个经济的积累率恰好等于最优积累率40%，而整个经济的最优积累率40%，正好可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为8%。于是，我们就实现了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这就是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再以优先发展为例。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果我们把重工业看成第一部类，把轻工业和农业看成第二部类，那么，按刚才讲的政府调控重工业的积累率，而让市场调节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率，结果可能会在第1年中暂时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但是，从第2年开始，农业和轻工业就会与重工业同步增长。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的原因是过去不但规定重工业的积累率，而且同时也规定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率。

　　事实上，两大部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中存在的是各个具体的部门，如纺织部门、钢铁部门等等。那么上述关于两大部类的积累和增长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现实中的具体的多部门经济呢？在多部门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分成若干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由一个“主导部门”和若干个“非主导部门”组成。这里，主导部门起着类似于第一部类的作用，非主导部门起着类似于第二部类的作用。为了实现整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政府在根据现实中的平均利润率计算出相应的最优积累率之后，只需要让所有主导部门的积累率等于最优积累率即可，至于非主导部门的积累率则完全交由市场调节，以保证所有部门之间的供求平衡。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当也确实能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