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连平：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　　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　　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　　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　　“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　　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邓志超）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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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为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其有效性问题一直是金融研究的核心，同时也是《金融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逐渐减弱，难以对经济波动起到明显的稳定作用，同时还产生了物价不稳定、资源配置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在《金融学》教学课程中，通过分析和评价阻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思考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货币政策作用机理和运行规律，深刻理解经济平稳增长，提高居民福利等货币政策目标。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来影响总供求，进而实现既定宏观经济目标的各种措施。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当局能否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货币政策产生的货币冲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GDP、CPI、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产生影响。二是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得当，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中央银行能否随时掌控货币需求的动态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中央银行只有在能够对货币供给完全或者部分控制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货币供给要具有外生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才有意义。由于市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需决定的，央行只能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而市场实际的执行利率却难以控制。而内生性则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的自身因素决定的，央行的货币供给最终受货币需求决定，因而不能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控制。公众基于收入、利率、风险等因素考虑，会及时调整其资产、负债和货币持有量。如果货币需求增加，比如生产者为了扩大投资而增加借款需求，银行可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货币供给;反之若货币需求减少，公众将会把多余的货币存回银行，倒逼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托宾，1947)。内生性理论动摇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三)货币政策有效与货币中性论。费雪(1931)的现金交易方程认为货币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同比例增加，而总产出是由实物部门决定的，与货币无关，货币具有中性的特点。而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将引起利率水平下降，最终刺激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其后希克斯－汉森在IS－LM模型的分析更为直观，因而认为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点。此后，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抨击了凯恩斯的观点，提出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具有重要影响，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创新等生产资源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货币数量的异常冲击变动只能加剧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价格变化，长期的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汪红驹(2003)认为，由于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的影响，货币供给的调整在短期内会推动产出的变动，但从长期看，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会消失，货币表现为中性。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在课外布置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然后在课堂上充分讨论哪些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把握各市场主体的需求状况，据此来计划配置资源，因此对政府的智慧要求极高。计划经济体制的货币化程度较低，占主导的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化程度较高，微观经济主体是自主决策的，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2016年，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从32%上升到20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极大地改善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和操作空间，但是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剧。同时，市场机制依据价格等“看不见的手”引导供求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但市场主体也可能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信息误判和资源错配，表现出低效或失效。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信贷资金和风险在房地产行业集中，土地财政引发的政府过度负债，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积聚但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风险因素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二)利率环境。货币政策产生宏观效果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引起利率水平变动，进而引导消费、投资的变动。在固定利率体制或部分浮动利率体系下，利率难以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难以反映真实的资金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才能提高利率配置资源的效果，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货币政策扩张条件下，实际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盈利能力增加，资产负债表改善，有利于信贷融资的扩张，刺激投资增加，使得国民收入和产出增加。目前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挤占私人资本的信贷资源，直接影响了利率杠杆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汇率制度。根据克鲁格曼和蒙代尔共同提出的三元悖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因为资本流动而不能有效实施。在经济全球化下，货币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兼顾内外均衡。孙森等(2013)认为，由于我国实施外汇干预和外汇占款等原因，使得基础货币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同时央行可以控制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也使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外生性。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种选择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另一种选择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四)预期因素。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等)认为，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历史信息进行理性分析，作出最优决策。例如在确定房租，资金利率，议定工资，商品价格时，会把充分考虑未来价格波动，把价格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而政府由于对信息的反应滞后，加上宏观经济模型的假设没有考虑微观预期因素，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导致国家对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因此，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不会引起产出的变化，政府应该采取符合公众预期的货币供应量，让市场自主调节，提倡经济自由。其后，新凯恩斯主义引入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等因素，认为公众不能根据理性预期做出迅速改变，虽然抵消了部分政策效果，但政策依然部分有效。郭豫媚等(2016)指出，在经济减速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扩张效用极其有限，而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通货膨胀的普遍预期，能够极大地降低经济波动并使经济更快收敛至稳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从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效果来看，货币数量的调整对产出的作用和效果逐步降低。如何结合实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本章课程教学探讨的重点内容。(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前所述，现行信贷体制下，国有经济占有大量的信贷资源，而民营经济遭受不公正金融待遇，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作用于更为活跃的民营实体经济，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挫伤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应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性多元化主体，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引导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进行项目投融资，真正发挥利率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资金运行效率，防止出现国有资金泛滥、错配与中小微企业筹资难的困境，从而活跃民营经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另外，建立完善全社会征信体系，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提供良好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从微观层面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二)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要充分利用利率杠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其前提条件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能够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引导市场主体进行理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理性预期的投融资决策。目前，我国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于信贷渠道，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因此，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利率的浮动范围，提高利率调整的自主性，鼓励针对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的金融创新，丰富经济主体融资模式。推动债券市场、回购市场等直接融资发展，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根据成本效益等指标进行经营管理决策，降低货币政策对信贷传导渠道的依赖，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果。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进存款利率和贷款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的存贷利息差，利用市场化改革银行盈利模式，发挥利率的定价功能，建立系统性的利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和资金配置效率。(三)优化货币政策目标，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绩的同时，货币政策一直肩负着多重的调控目标和任务，经常是多个目标难以兼顾。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改革和转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复杂的态势。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应重点关注长期目标，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允许自然失业率。其次，短期内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设定阶段性目标，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等金融改革，以营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多个调控目标的协调与兼顾，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水平。再次，逐步增强对汇率等中介指标的应用，在可控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以多种方式管理外汇汇率波动，降低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投放的冲销压力，强化汇率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以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四)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由于公众预期将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应当更加重视预期管理。由于当前我国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不充分，央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滞后性，进一步削减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央行应当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形成稳定的公众预期。其次，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疏通央行与市场的信息传递渠道，通过央行会议纪要、官员讲话、新闻会等形式丰富信息沟通的内容，公布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的判断，尤其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让公众明确货币政策的相关操作及其意图，避免市场误读产生错误预期。最后，加强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预测能力。作者:刘开华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参考文献:［1］郭豫媚，陈伟泽，陈彦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2016(1):28－41．［2］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孙森，卢紫珺．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与可控性———基于货币乘数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5):51－59．［4］刘开华．《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方法创新的研究［J］．中国职工教育，2014(18):189．［5］胡希宁，陈锐，黄亚娟．“卢卡斯批评”与宏观经济学的重建———兼述评卢卡斯和萨金特的理论成就［J］．理论学刊，2012(11):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