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状及问题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2.1经济的货币化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2.6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3总结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也就是指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我国经济货币化的计算及其悖论 根据我国目前的常用方法，即采用M2／GDP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我们得出计算结果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标(96) 36．1 40．8 46．0 48．9 51．8 57．8 54．5 61．4 64．1 62．2 经济货币增长率(%) 13．1 12．7 6．3 5．9 11．6 -5．7 12．7 4．4 —3．0 同上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64．6 82．5 89．5 95．4 100．7 100．4 103．9 112．1 122．2 132．1 146．1 3．9 27．7 8．5 6．6 5．6 -0．3 3．5 7．9 9．0 8．1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公报》编制。 从该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增长态势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货币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在我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泛化，但当我们对比亚洲其它国家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中国在经济货币化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是相当高的，以1998年为例，美国仅为0．67，而我国已经是1．32。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事实：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呈现非常不正常的态势。 二、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经济货币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因此我们还可以从计量经济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因果关系‘由于我们用M／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我们必须采用与M、GDP无关的指标，笔者在此采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具体的想法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实际体现即为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的相关结果数据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13 1．20 1．00 1．06 1．12 0．94 1．13 1．04 0．97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7 1．14 1．11 1．10 1．11 1．17 1．23 1．33 1．14 1．26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04 1．28 1．08 1．07 1．06 1．00 1．03 1．08 1．09 1．08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3 1．08 1．16 1．21 1．27 1．33 1．26 1．19 1．09 1．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整理而成，其指数采用的是环比数据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识别一组变量(x，y)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那么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就认为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具体表述为：“对于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两个变量x和y，如果用x、y各自的过去值和现在值预测y，比不用x的现在及过去值预测y所得的预测值较为优良，那么就存在x到y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方法如下：对于两个平稳时间序列{xt}和{yt}，其中t＝1，2……T。要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构造以下两个模型： 无限制条件回归： (1) 有限制条件回归： (2) 其中，εt是白噪声，n是滞后阶数(可以任意选择)。 设假设H0：β1＝β2＝……＝βn＝0，分别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平方和SSRu与SSRr后构造F统计量。 F(n，T-2n)＝[(SSRr-SSRu)／n]／[SSRu／(T-2n)] 如果F(n，T-2n)＞Fα(α为显著性水平)，那么我们就拒绝：“x不是引起y的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要交换x与y，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要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单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令原假设H10：经济货币化水平不是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原假设H20：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引起经济货币化水平变化的原因。利用上文所述的有关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下： 原假设 n＝1 n＝2 n＝3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H10 1．34339 0．26456 1．05617 0．37800 1．39280 0．30696 H20 1．96959 0．18917 2．79044 0．10112 1．81143 0．19833 在上式中，从检验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不呈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很令人费解，毕竟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从国外经验与常识来看，都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因果关系来看，我国表面上很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并不代表同样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指标是很不正常的。参考资料：http://lw.chinacfa.cn/bank-and-montary/bank/2006-09-30/15bc5703cafdcd1cd0823302691bc77a.html
}

成化二年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图片
银锭。资料图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期打制银币。资料图片
【争鸣与商榷】
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银，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全球历史。明代为什么会有大量外银流入中国？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多是以当时欧洲不能制造出与中国商品相匹敌的商品来交换进行解释，这种只见外在不见本质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切实了解中国内部在经济全球化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大力发掘利用中外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从市场崛起，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这里所说的早期市场经济是与传统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其产品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张居正改革，赋役向货币税收转化，农民要将农产品通过市场卖掉，换回白银去缴纳赋税。这是货币经济化或者说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而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经济是市场经济。明代白银货币化，突出了市场现象和市场的作用，因此笔者称之为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启动了中国前近代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见证了中国主动走向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大合流。如何从全球史视角展开我国历史上早期市场经济的萌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前夜：白银自市场崛起
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般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并没有反映出问题的真相。一方面根据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英宗时并无“朝野率皆用银”的社会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依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弛用银之禁”的专门法令颁行，而且在正统初年有关法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宝钞，固执地采用宝钞的举措。白银崛起于市场，而不是从国家货币制度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大量明代官私文献显示，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历史分水岭，一方面，白银崛起于市场，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胜出，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以“白银为上币”，是白银作为主币已经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证明。于是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的历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说明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形成了新的动态平衡点。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通行于全社会，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在国内资源不足情况下，市场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日本银矿。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看，日本银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是在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下促发的。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开海政策使晚明与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本土第一手官私文书与西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大航海带来的，其前夜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已经掀起了主动参与的第一波。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也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漳州月港开海和澳门开埠，创造出沿海地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万历会计录》的研究表明，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国家实物与以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已占有41%的比例，而关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田赋个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银货币化比例竟然高达71%。中国市场扩大发展直接激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与间接促发了美洲白银矿产大开发，推动大量外银流入中国，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与全球市场进行互动。对此，有学者提出的外银流入才引发一条鞭法改革，外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之说，是本末倒置了。16世纪东西方具有许多共性：民间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调整提供了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大合流的预流者，是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贡献者。
供求关系是经济学基本原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演进过程。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东方与西方普遍存在货币是财富形态的观念，获得金银的途径是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当时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及地区之间贸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存在着比较优势，白银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巨大缺口，而海上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利润空间。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与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16—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输入到中国。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提出了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则认为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中国白银需求直接引发日本银矿大开发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不是被纳入一个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结语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发展带入经济全球化构建和思考之中，综合考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夜，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嵌入并推动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和国家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领域主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和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中国出现了一个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上商帮兴起，历史发展进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交错的复杂过程，而整体社会变迁不能简化为国家法令推行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产生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主动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大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建设性，一是破坏性。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财政窘况频现；整体社会变迁，国家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货币危机，欧洲的西班牙和亚洲的明朝相继走向衰落均与此有关。这是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发展最繁盛国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主要依靠外来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冲击。（作者：万 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