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把每一集中对我有所触动的对话，摘抄放在了相应的分集评论下，后来觉得不妥，那里应该是观众们抒发己见的地方，于是我把这些摘抄移到了这里，附一些我个人的感想。第1集 对话内地演员倪大红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的普通人。第2集 对话内地演员陈冲1.我比较反感电影里对坚强的表现，是所谓对坚强的某一种想象。 2.所有最温柔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却是最有颠覆性的，有爆炸性的。 3.他没有按着一个时代的脚步，就跟一群牛那样去生活，他是按着一个永恒的脚步，在生命的路上走，而不是见机行事的，很实惠的，就说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也好，思想基础也好，就在那里看着风向去做事。 4.当时中国还有什么印象让你特别地留恋，除了亲人？ 一种集体主义吧，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的。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集体主义有一种安全感，所有的对是上面交给我的对，所有的错是上面交给我的错，那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做分析，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这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识是什么，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没有自我意志，很难有道德底线，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担当，没有良知。 5.我喜欢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激情，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6.罗曼罗兰是一个很坚持理想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前后左右也找不着，但其实存在过，他一定在，只不过就是现实的价值，没有把这个东西衡良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其实我拍《英格力士》，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正直的那些东西，有这种道德力量的人。 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缺乏一些，但是我向往它，所以才会在电影里想去拍这样的人。 7.不被世俗规范影响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就是说你去迎合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迎合，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自我意识得有。 比如说你知道你在迎合的时候，你会讨厌自己吗？ 会啊，所以我迎合的时候，总是不够流利啊。 8.年轻人的弱点是什么呢，普遍性的？ 他们挺奇怪的，他们九零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真实性，不愿为你做太多的戏。但与此同时呢，在中国最好卖的软件是美图秀秀，修图的，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一切都很光滑，一切都可以ps，一切都可以把它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它是通过了一层，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 9.创造力需要单调，它是独自单调，特别闷的情况下，它必须用想象力去弥补，现在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 10.我觉得，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出去的这么些年，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它的确拓宽了我的地平线，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认知也好，对人性的认知也好，如果不出去的话，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我喜欢现在的视角，变得更宽容，这种宽容不是一种慈悲，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11.如果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的话，他不就拍不了戏了吗，写不了东西了吗。 12.你觉得岁月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说吧，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我经历与战胜了那么多的痛楚，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头脑里的疾病，这么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东西啊第3集 对话相声演员于谦做人做事之道第4集 对话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飚这个时代少见的解释者 项飙人类学家，许知远文人 1.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点，非常轻微的自闭症，人和人的交流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很奇怪的，我做了人类学，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做了人类学，就是我会把交流当成一个事情，所以会在想背后的道理是什么这样。 2.文字都是成形的东西，我对成形的东西，觉得不够有魅力......因为他是讲他自己的事情，在进行中的事情，所以他那种实践的，那种未成形的，人们在不断摸索，要找出一种办法，让我体验到，实践当中那个知识的美感。你对实践里面的一些知识感兴趣，你也一定要有一点距离感，你有了距离感之后，你才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你要完全被抛进去，那我就想着我怎么去桥头赶快买这种纽扣，赶快去赚钱。 3.距离感和超越感呢，意味着某种优越感，其实是给你一种感觉，你能够控制这个生活世界，不是说生活世界完全在主宰你。就是说虽然你可能没有钱，要挣扎，但是至少在精神上，你可以从上往下地去看它，你觉得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在看这个世界。 4.但是他们好像并不是太在乎，他们就觉得，能够被书写，他们的经历能够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觉得他很重视这个东西，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奋斗过。 5.年轻人描述不清楚（身边的附近）的原因，是他会觉得这个有点无聊，因为他觉得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东西，他觉得我要考一个大学......他没有通过超越来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这个身边的世界成为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一个东西。 6.一个纯粹原子性的个人，有时候（对细微的东西）是关心，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跳出，对很大的事件做很宏大的评论，但是它的中间这一层，对附近他是没有兴趣的，只对他家里头或者全世界，两个极端。这个是附近的消失。 7.当时去浙江村，你面临很多问题，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非常边缘的。他觉得我是来自于南方的农村，我来北京做生意，对吧，就觉得是，能够做生意，就觉得好像是很不错的一个事了。然后他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就是想现实的怎么样咬牙去克服，对吧。但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他们是六十岁以上，他面对困难的那个心境，是很不一样的。 希望消失了。 对啊，以前很多希望，他有他的希望，他有他下一步计划，再赌一把，现在不可能这么想了。这也是人类学调查，特别在中国做调查的一种，因为你明明知道你做不了什么，对吧，所以你听他的时候，你究竟在听什么。有的时候你是希望听出，所谓的一些理论的含义来，那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但是说你要直接听他要寻找解决方案的诉求，但你又没办法去应对它，所以是，是一种，对，无奈，比较痛苦的一个事情。 8.温州给外人的印象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体制之外，在没有一个正式资源赋予的条件下，能够自己发展出来。那浙江村就是它的一个放大，空间上的放大。因为《浙江村》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想法，是说你通过市场交易，可以把原来紧紧附着在土地上的，村子上的，亲属关系和社区关系，通过市场贸易把它放大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这样呢你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互相呼应，在不同的地方你又跟不同的地方政府互动，在资源调配上，甚至在应对很多政策上面。 9.现在我觉得是这个，温州精神确实是，很多人也说有点危机的这个状况，因为你完全是靠自己，这种乡土关系，不同侧面对正式制度进行，打洞，自己创造，那个办法，已经不灵了。 10.市场是附近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认为附近是一个障碍，因为交易应该是没有摩擦的。 你说在微信的世界，你说阿里支付宝也好，然后美团外卖，他们都是附近的消失啊。因为附近它是有，有很多层次感，我们现在没有，都是一下子都出去的，整个附近都消失了。 那这个附近到哪去了呢，你要去问这个美团外卖平台设计师，附近对他讲太重要了，对你这个附近的交通情况，什么时候人流多，什么时候人流少，他要形成一个掌握。它把我们本来说肉体直接感知的意义的那个附近，一下子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附近。 11.大家认为有一个叫时间征服空间的一个过程。我们原来对世界的感知，首先是空间远近，我和你的远近，然后你原来怎么去描述远近呢，是通过人的行动的。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呢，我们说是一袋烟的功夫能够走得到，这个表现了我和你的距离，这里是没有时间的，是两个行动。那后来呢，时间是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工业化时代，大家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时钟，近代的象征。时间时间感，就跟人的行为就是脱离出来了，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时间，而是倒过来，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 12.这个社会已经非常情绪化，高度情绪化。然后呢他忽然就是说，会对某一个事情会非常同情，非常愤怒，但那好像也是非常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愤怒，好像被伤害了，但那个东西又很快就下去了，因为它不能化为他的行动。 13.土著人他不会说一头牛是一头牛，他认为一群牛才是一个一，只有到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以后，你才觉得我个人是一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要通过这个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我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一个想法。我个人倒觉得这个不是出路，个人的意义和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的，没有那个东西在那里，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尊严，你还是要帮助他们建构这个事情。 14.你觉得一个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 要很在地，然后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古典的东西当然熟悉，但是一定要划到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去，他的神经一定要是跟这个现代的时代去跳动的，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必须是最新的变化。你的出发点不能是说，孔子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或者马克思说了什么，孔子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不能这么问，但是你要问的是，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像他这样的一个思考着，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15.当日落的时候，思想升起。第5集 对话建筑师马岩松1.现在让你最着迷的命题，或者说事情是什么？ 我想做国家项目，哈哈哈。我觉得怎么一到国家项目，它就特别，就好像有一种范式似的，大柱子，大屋顶，那么一个东西。你看这现在这个，全国的火车站，我有几次坐火车，我就觉得特别像，国家博物馆，就是一进去一个大空间，人跟蚂蚁似的，我觉得这些设计可能受到了国家博物馆的启发，就只要是在长安街上的，最后就变成全中国的，以各种名义把它变成这种法院，办公楼。我觉得国家建筑怎么做，就能改变全中国的建筑怎么做。我觉得与其一个一个去做，如果能让我做一个这个，真把这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森林公园之类的想法，让我挺激动的。 2.咱们这代人跟这个山水， 其实中断地很严重了已经是，过去中国人那种画里面的那种，文人画里边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城市里的人，到了这种地儿，就会觉得，自己挺弱智的，在城市里干嘛呢天天的，事儿事儿的，各种的心态，到这以后觉得，是不是，可能人还是有本能地亲近自然的这种。 3.好多地方你一开始没什么兴趣，然后认识人了，立刻就好玩了，恩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 4.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北京，一直说这个保护古都风貌，一直说的就是风貌，不是说人。雕梁画栋，然后建一堆那个假古董，前门那就，我觉得就像一个中国的中国城，它没有真正的生活。现在保护的如果只是风貌，不是这些人的生活的话，只能是一个场景了，一个电影场景，一个主题公园。 现在感觉人在消失，新的方式在消失，是数据。 5.你回来把这种理念跟清华也好，建工也好，学生年轻人讲，他们能感觉到这些吗？ 能感觉到，但是问题就是说，这种感觉很短暂。 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托，周围是吗？ 对，他的大环境不是这样的。你说的时候他马上能理解，而且马上能反应，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但是一学期以后，马上又回去了。 课堂中那一小部分很快就消散在社会里了。 我真觉得中国的年轻学生，其实挺有才华的，能力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就是一个，受外界影响。他总是跟这个现实脱离不开。可能是不停被驯化的一个过程。 6.建筑师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他是一个方向，他相信的未来是什么，这就是他的价值。 7.那你说沉浸在中国现在这么复杂的语境里面，飘起来是不是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飘起来，我觉得要有一种童真吧。就是把事弄得简单一点，所以有时候相信自己，你只要你自己不是邪恶的，就相信自己就问题不大。人的那种情绪就会在这个城市里。有时候这个城市太冰冷，就是因为太客观，很多人觉得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其实没上面人味。第6集 对话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看完刚好还去看了《终曲》纪录片第7集 对话内地导演徐峥不太敢冒险的徐峥，就算下定决心了心里还是会怕。 1.我说的所谓的这个成长，其实并不是说我突然又进步了，不是这么回事儿。成长的概念是说，我懂得，我敢于把我过去藏住的那个伤口现在拿出来，把这个能量做一个妥善的处理，我才成长，它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2.我很羡慕那种人，就是说，就是肆意改写自己的人生，他在上一秒钟还是，在这个领域内特别特别怎么样，然后他突然就换成另外一种。太任性了这个。你看老外他有的时候也是，他到了这个国家，他发现这个国家好棒，他突然就住在这里了。他就是一种很任性很自由的那种。但这样的人可能在家人眼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太不靠谱了。 3.他背后可能是对自己的高度负责，你不觉得我们生活中好多人，他们都是假装为别人负责，其实最终又没为别人负责，又没对自己负责，是不是。第8集 对话历史学家许倬云向何人借智许知远评价 “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是中国文人少见的受到西方式知识训练”的人作家王小波的老师1.最近在想，美国衰退的问题。《正确的历史》里写，欧美的文明有两个泉源，犹太的上帝，希腊的求知，这两个合在一起，开启了基督教的世界。相信有了神，神会归纳出一套最好的尽善尽美的天地在那里。因为它尽善尽美，所以就有迹可循。我们只要去追，按理性，最高的理性去追，能追得出来。所以理性是找到进步最好的最优秀的办法。......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就是自由，个人性，个人主义，平等，平分掠夺的战果，勇武进取，这几个正好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欧美基督世界的原动力，支撑他们的信仰，使得欧美在最近五百年世界独霸。但是现在神死亡了，神被扬弃了，本来结合大家在一起的宗教信仰，族群的聚合，都因都市化的关系在散开。然后在这个中间，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尤其今天网络媒体，每个人彼此影响，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听到的讯息很多，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欧美世界的头部人物的聚集，吸收新的血液，正在加强，这变成了少数寡头政治继续延续到台面上来。信仰求知民主，都在萎缩。2.中国的世界是以人为头，没有上帝，天心是人心。盘古就是人，左眼太阳，右眼月亮，头顶就是青天，脚底下就是大地，身上的血脉就是河流，骨骼就是山林，这个盘古就是象征，是天地人三才，人为贵。没有人的眼光，知识，感情，智慧，就没有天地。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最大发生的副作用，中国人讲伦理，讲人和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亲疏关系，尊卑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个就构成了优势跟弱势的差别。举一个例子，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帝权，有了皇帝就有内廷，有了内廷，政府就不存在，内廷和真实执政的政府之间永远有对抗，于是国家分裂，然后是人人都想做皇帝...这种就深入人心，使我们没法解脱自己，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3.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出这种人来。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导演导出来的文化。而且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这个问题，忙的是买这个机买那个机，忙的是赶时髦，忙的是听最红歌星的歌。人这么走下去，也就等于人变成活着的机器。4.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如果一个人不甘心，但他的力量又这样微薄？我们人要找归宿，要找理想境界。5.人从一个文化跳到另一个文化的时候，你就睁开眼了。6.我的历史观，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7.我们中国人过日子等等，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中国有二十四节气，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中国人注重这个气，这个气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禀赋到的一点，这个气就是神，不是具象的神，不用它来吩咐你，是你自己培养自己。一个人拿宇宙的变化，人事兴废，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这种情绪，这种气派，就是我讲的人找归宿的问题。8.您以前说过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理想，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可以继续吗？他应该继续。但现在是这样，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人不再有，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所谓知识分子。现在所谓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9.我，伤残之人，要能够自己不败，不馁。幸亏从小生下来就如此，如果长到十五岁，叫人一棒槌就打倒了，那完了起不来了。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只有失望的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会想想我过日子为什么过。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不是它的浮面，想东西要想彻底，不是飘过去，这个是难得有的机缘。10.为什么电影里电影演员不能跟舞台剧的演员相比，电影演员常常没有办法做到舞台剧演员的深度，他被导演切成一片一片，舞台上的，他两个小时里面，他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现在蒙太奇剪接，它就可以完全拼节目拼出来。第9集 对话电商主播薇娅被时代选中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第10集 对话八九十年代传奇首富牟其中1. 能见到他就很牛了，这个事情就像二十年后你跟马云共处一个下午2. 他是中国社会很少见的狂想者，他的适合领域就是狂想，他就是当代艺术家3. 老部下冯仑批评：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战略家，但与下面是脱节的。我肯定是脱节的，但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他不脱节就行了4. 1989年500火车皮轻工产品换苏联四架民航机；1996年要把卫星发射上天；炸开喜马拉雅山；出资31亿美元买航空母舰；开发西伯利亚；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西方世界；在西方开商业银行融外资投资国内，等等等等......5. 他是一个错位的人，但谁说错位的人生就不是人生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就喜欢正确的人生6.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那你不怕这是盲目的信心？个人的成功与否都不太重要，你只要努力和这个时代保持一致。因为我碰见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跟着走，跟着时代的脚印走，无论你走错了还是走对了。7. 他有对宏大问题的渴望8. 你为什么喜欢冬天？它给人一种要去运动的感觉第11集 对话编辑作家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得主，无意识写出了《繁花》，10个故事1.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喜好，他不会听父母的，每个人都是，现在人也是，就看你身边什么人，你受他影响。2.在一个美瞳时代明眸善睐。3.喜悦往往只有几秒钟。4.渣男，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就去涵盖它。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新一轮的单调化。5.阿城说因为我们中国的五四以后，自然主义的积淀非常短暂，几乎没有，直接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法国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自然主义的写作，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批判。6.你如果不遇到这种人，你就没有历史感，他是说人说事说在一起的。7.我们现在想到年轻人，我们就觉得，哎呀，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是说充满希望，但是实际你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人身上，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往往只有一秒钟，而且你的路非常窄。8.1960到1970年的上海人的普通情感生活。非虚构的一个一个案例。9.我是写作者，我看见稀罕的东西，我想最好就能够让大家都看到，来修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对照。我们把过去的东西保留下来。10.文字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11.文学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或者说你要推动社会。我个人是觉得，你能够保存过去的东西，它就是一种推动。12.你看这种午后的窗子，窗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是魅力。13.市民阶层呢，它就像海底那种生物一样，特别敏感，一旦海洋的温度到了或者怎么样，它就会很蓬勃地生长，到一定的时候不对了，立刻偃旗息鼓。你看上海在我的眼中就是，它什么时代就什么样子，它都可以，老百姓都可以过，老百姓非常灵活，市民阶层非常灵活，但是它内里是不改变的，他对生活的理解，他最希望过什么生活，他有自己一套东西。14.你说我们喜欢这些，有点奇怪的故事，或者奇怪的性格，其实是不是因为，只有这些真正的怪异里面，才容纳那些自由，异想天开那种。我们其实是对自由的那种渴望。一个是自由，因为自个做不到。还有一个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太多的东西，我们的口味越来越重。15.我觉得文学是非常欺骗人的，它有种种的禁忌，环境的，包括个人的，所以是文学实际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它只不过就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某一种面，让你知道，你的生活的信心也好，包括其他内容，都要靠一个微小的个人，他自己来承受。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个顶住的。16.《繁花》我只是写了60%，40%是没法写的。17.漫长的蛰伏里 他冷眼观察时代的缝隙里 他提笔说话你若从中看见了未来的路那是过去人的灵魂借他之口 给你的回答第13集 对话经济学家陈志武从人类历史的尺度看现代金融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近年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1.每次技术的进步，都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恶化。过去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办法，人类的财富差距是可以下降的？也有，大规模的群体暴力，战争。2.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但是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所以这种矛盾要靠什么来解决？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金融产品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进行重新的配置。3.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从它们一开始出现，首先是为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提供一些工具。金融工具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前安排好未来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各种不同的风险，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保持你个人的自由，保护你个人的权利，同时呢，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严。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问题。4.经济学最有优势的地方，抓住了人的行为的牛鼻子。5.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的每一项创新，每一项发明，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道理很简单，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一年的人均收入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几千年都是停滞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是这样。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所做的绝大多数努力都是围绕着一个方面，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产出的背景之下，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可以更高，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这是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6.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退休基金行业。顺着来看，我们讲的养子防老，多子多福，要通过生小孩，生很多个儿子，一个大的家庭，大的家族，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钱，我们一起要分摊，共享，如果有苦难也要共担。儒家文化支持建立大的家族，宗族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使得中国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提升。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孔家店提供的安身立命的保障，让我们不愿意去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原来的话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从出生到摇篮，很多的人可以靠国家，后来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裸了，这让我们中国人又留恋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7.一个是英国前殖民地（香港），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让我们去看到，为什么人类社会，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制度。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那些社会，以新教社会为主？其中一个解释，是跟借贷有直接的关系。基督教呢，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你是可以收利息的，给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贷做金融交易，用钱赚钱的话，这是绝对禁止的......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是一个根本的改革点，马丁路德呼吁大家，不要让罗马教廷，罗马教皇告诉你上帝说的是什么，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你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核心就是对个人的解放，个人的权利，自我决策的空间，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空间。这些差别呢，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澳门。8.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我关注的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短短的四十年里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伦理层面的，道德层面的话题，先做了再说。9.如果说大家都非常悲观了，觉得天要塌下来了，那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愿意接受一些牺牲。10.有了现代政府，什么时候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对经济作干预，对大自然做干预......把原来人类历史上，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去重新配置财富和收入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把这个规律又给打破了。11.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货币化，它是一个结果，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法制化发展、人文主义和内心世界的内涵的不断地深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错觉，或者说有一个不完整的理解，就是把货币化的跟我们个人想要去追求爱情，追求情感世界看成是相矛盾的。如果爱情也被货币化，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被货币化的，是不是太冷冰冰了，太物质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它是基于个人可以完全地、几乎接近绝对地自由选择的那个社会。在那种社会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货币化了，但是我照样呢可以有权利选择，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东西，非货币的东西。12.现代社会的财富，都是金融化的财富。传统的人会觉得，只要我有房子，有这些土地，我什么都不怕，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搬不走，这些就是我的财富。但是现代人，你感觉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不是以你有多少房子，多少亩土地，而是折算成美元，折算成港币，人民币，金融化以后的这个数字有多大，来决定你到底该感觉到你有多富。这是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很高，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什么其他的，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从亿万富豪变得什么钱都没有。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了。13.你的财富，你的东西，有包括内在的，身外的，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内在的才是你的。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激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先要搞清楚，我是不是在追求我最有激情也最有感觉的，这个事业，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就可以顺其自然地，让你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且你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你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概率达到最高。14.叔本华会给我们讲，人生的很多苦恼，是因为我们人有了意识，有了思考能力，有了记忆能力，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让我们比起（无意识的）动物会高无限多倍的痛苦。没有预期就不那么容易有痛苦......了解了人类痛苦的本源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去把握这个度。你千万不要以别人是怎么样子，来给你自己定一个人生的目标，给你定一个预期，你只要做你自己感兴趣的，有激情的事，这就是最大的幸福。15.人的财富目标总是移动的，财富自由是一个伪命题。16.避开金融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没有一家公司会永远存在。17.如果你自己不能成器成才，一天到晚就想到去忘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到最后你就成为了社会的负担。18.30岁以前，尽量做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多去上学，多读书，在通识教育这方面做得更好，让自己在30岁以前，尽量变成一个通才；然后接着下来30到50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事业，做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人力资本转换成金融资本；50岁以后，重点靠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来给自己带来收入。收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变革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力。变革不仅是依靠巨大的历史力量或结构性的改变，个人的微观努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是沉默的，甚至是被忽视的。但是突然有一刻，它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而我们社会上的很多变化，都是由这些微观的个体此起彼伏的变化所推动的。我们在建构每个人的个人叙事，不要时代的风暴一吹来，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地摇摆，脆弱不堪，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可以避风的地方，可以生长的地方。夏日特别版 对话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悲观，安全，冲动，爽，抒情，内心的美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并不急着寻找答案见证了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更见证了流行音乐的衰落与重复为窦唯、朴树、许巍、王菲、汪峰、莫文蔚制作过专辑，过去三十年华语乐坛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1.通常技术上特别了解的时候，那个美感会变弱。其实挺像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自己写得莫名其妙，自己也不太清楚，批评家好像写得非常清楚，但他无法再现这一切。2.-过去的作品说实话，伟大到就是你真的不用再做了，感觉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写尽写完了。当然小的时候无所谓，小的时候就是有激情嘛，我不怕。-更本能。-可是你越了解就会觉得越胆怯，有时候目标远大，给自己特别多压力，反而什么都做不了。-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矛盾，因为如果你没有对传统更清晰的理解，你也很难确认你自己内在的独特在哪里，但是你又有可能被那个传统给吞噬掉。-一定的，一定的。而且我觉得过去的那个东西其实跟你长在一起的。它就是内化。所以你可能就是尝试，尽量去尝试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完了再加上现在这些科技的手段，或许你能找出一个新的美感，但是基本上，在非常内在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已经定格了。3.不同的领域可能都是有它那个艺术的青春期，流行音乐我觉得它的青春期，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 90 年代。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已经结束，它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激情和创造力，后面其实都是在重复，目前为止也并没有探索出更新的方式。因为流行音乐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写流行音乐会说似曾相识，这个旋律听起来好像听过，才能让更多人接受，不要求太多创造力，试图用最简洁的方式打动别人，而且确实有时候平淡无奇的作品是会打动人的，或者说更容易打动。4.最主要的还是，怎么可以做到驱动你弹响每一个音符的都是你的内在，而不是风格，不是那些技术、习惯，这个在当下看来非常困难。5.你能获得的物质总是有一个数，可是音乐带给你的是无限的价值。因为它本身是美的，只要你听过受过音乐的熏陶，音乐让你达到过嗨点，你大概这辈子都放不了。你始终渴望，有一天放一个音乐，你在那一刻忘记自己，忘记烦恼，所有东西都没有，你的生命就在那个上面。你真的可以融化在那个音乐里，你突然觉得你一点都不孤独，你的所有感官感受都是和所有人连接在一起，就是爽。6.我们（传统民乐）说实话，很原生，不是特别逻辑化，因为就是很感性，大家更注重用这个东西表达的情绪，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的角度，看待你的乐器，它全是随性而发。比如你看我们的民乐队，就没有低音乐器，因为中国就没有低音乐器，所以民乐队就得要有大提琴，是因为我们没有填补那个空白。他们（西方）的系统都是，小提琴，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短笛，长笛，双簧管什么的，单簧管，巴松，所有东西，他们都是更注重逻辑，在技术上一直也对乐器做了特别多革新。我们就是太过安逸了，并不具有强大的统治力。说实话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是。怎么可能。世界的只有最强大的，剩下的就还是民族的。7.我不想忽略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能把自己特别普通特别平凡的生活过得很艺术，或者说你能在最不堪的时候，依然找到你自己该有的那个重量，你的情感分量都是摆在那的，如果您意识到，自己是不能被任何人代替的，你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想要有的，但是它事实上正在变少。8.其实多数时候做流行音乐，我也是，就是很老套的流行音乐，大家能做的就是在表面给它加一点点另类的感觉，加一点点所谓独特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像很有艺术气，其实本质还是这个，不然的话你就离商业太远。9.我不排斥大众，不是说这个东西卖钱就是垃圾、糟粕，也不是说这东西不卖钱，一定就是艺术，完全不是。卖钱的好作品多得是，不卖钱的垃圾也很多，这个感受是特别个人的。10.-我有时候在当下的作品里，看不见这个人，看不见真的他，每个人都不爱自己，忽略自己，都更爱某个概念某个观念，更爱某件事情。-同时每个人宣传自己的个性。-对，但是我看不到真的他，你的音乐跟自己有关吗，这是个问题。或许没那么奇特，但你可以感知到这个人。11.-可能跟这些年自我叙事的消失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碎片化，你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叙事，你是不断地这么跳跃的。其实集体力量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大，然后个人就被吞噬掉了，吞噬到社会力量之中去了。-是，音乐里更是明显。因为大家说实话都很累，很忙，生活压力都那么大，其实更多时候，把音乐当成消遣了。所以你就说让他非常多地思考什么，其实是不愿意的。所以变成说，就是人云亦云呗，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那我就去看一下，或者说都是言不由衷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其实根本没有想过的。大家都是这样很轻率地就去否定一个东西，又或者说点什么。但其实都不是什么思考后。-都是拼贴的结果。-所以人们会慢慢地觉得我的东西有意思吗，或者说他觉得我这个东西，他还有价值，有意义吗？你眼见的所有东西，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那样的时候，就是说人会忽略掉，原本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目的目的目的，每个人都是你要不准确地告诉我，这个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必要。12.-尽管我对自我精神上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贼物质。我必须要买东西。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活在物质里的，我觉得爽。我不想过不好的生活，我要赚钱，我要谋生。-因为那个舒适度对你特别重要。-对，我必须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要把自己过得好好的。如果可以照顾别人最好。有的时候这样也很累、很辛苦的。13.还是挺强烈自己的东西，只是不愿意表达，我觉得就是没必要，我只是不想打扰大家，也没有什么责任心。你想要跟人家说什么，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实话会不会不真诚，但是说实话又有几个人是真的会认为你是真诚的呢。14.-你不觉得其实所有最后好的作品都是那种“非个人化的自我”？-对，没错。-Impersonal-personal（非个人化的自我）是特别棒的东西。-我是喜欢的，我更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它超越你自己，当然你可以以很自我的方式，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它超越了。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大概还是那种不能解释的东西对你的影响最大。-而且只有在你说的那种不可解释中，就在那一刻。可以遗忘自我的时刻是最幸福的。-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忘我。什么事情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存在了，就是真的忘我。连自己都忘记，更甭提什么烦恼了。你就会“哇！我能听到这个东西”，或者体会到“我在这一刻被灵感眷顾”的那个感觉，简直是太奇妙了！15.国外年纪很大的爵士乐大师，来北京坐在车里，看到外面有一辆车，他说啊你知道吗，这辆车是我的梦想车。我们都好心疼，在中国可能一小孩都开，就这么大一大师，梦想就是这个车，但是那个大师一天练八小时琴，就还是会花时间在那个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种，我们怎么就那么慌呢，那么着急。......-就是还是要这么拼命要去赚钱，就不知道，不知道大家被什么驱动，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奇怪很奇怪。-它互相传染，它像传染病一样。-就是让你会忽略特别多。16.-做音乐的人确实回避问题，因为音乐是一个避风港，比如说你听到伟大的作品，你享受那个欢乐就行了，根本没有你超越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说，还挺崩溃的。因为别人的成就，或者他的闪光点，你可以感知得到，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不持久，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那个过程，就是一直在寻找的过程。-因为你同时想做美食家和厨子，所以你痛苦。17.-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激情是不可靠的，冲动不可靠，因为我只相信工具，就是你有工具吗？比如你写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词汇量决定了你的边界有多大，那音乐也一样，你拥有的知识，它可以带你到什么地方，或者说你知道很少，那你就是会被困在那。但是最终当你把所有技术学到之后，或者说你了解技术的时候，事实上你又回到最初，就还是要有那个，激情。-创作的母题。-没错，就是要有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厉害的，我喜欢的人就是他可以把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简单到非常具象，让你马上就知道，可是，你马上知道它的分量是不同的。-兜一大圈子再回来。-所以我一直在尝试了解所有的东西，最终发现实际上我离最初的那个东西，会变得远了一点点，就是你已经迷失在技术的领域。因为它一样美。如果你干脆不计较那些的时候，其实贼爽。-那也很幸福啊，那就是一个饕餮之徒。-没错，幸福很多-但这个很妙，就是说如果是说，你能够充分地解释它，又同时又再回到原点，就非常了不起了。18.我太不在潮流里了，导致不能让它发生特别现实的利益关系，这个会导致大家都会被挫败。我特别想让大家认同的东西，可是就是会没有人会认同。大多数时候的，不管是合作，或者说有可能共同做一件什么事情，有那个初衷之后，在经过了反复几次的交流之后，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在需要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些没用的东西，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无效没用的东西。可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我费这么大劲干嘛。有时候也，你可以妥协，妥协到不再在乎这些事情，不再在乎什么美不美什么的，都是变成最基础的，吃饱就得了还要什么自行车。19.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开车下了高速，突然发现光秃秃的一片，没有草，没有花，只有疯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觉得李沧东特别厉害的点是他可以直面这个东西，并且挖掘出这个东西里的那些痛或者是那些美的东西。我其实很抗拒，我是一直在逃避。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20.-从来没有特别释放自己，已经忘了怎么打开自己了，年轻时候的那个冲动都没了。比如我从大同来北京算是一个冲动。-对，肯定是。-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我好像已经走不动了。-但是这些东西，这么多限制，确实会影响你自己能量的吸收和发挥。或者说能量这事儿对你来说吸引力大吗？李沧东这些人都非常有能量。-当然了，我觉得不就是为了那个活着嘛。-但是太有秩序、太精巧、太舒适就会反能量嘛。-对。所以我这么说吧，我一天都没有做过自己，长这么大为止，其实没有一天。21.我觉得你这辈子都这么纠结下去吧，这就是你的本质，两者之间一直在撕扯。}

在朝鲜战争六十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抗美援朝时群众游行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六十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贾晋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现代文明的100本书》（合著）等。}

导 言李伯重在过去40多年里，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加州学派”的出现和“大分流”问题的持久讨论为标志，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国际经济史学术主流，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一些方面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共识，从而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然而，这些新成果、新认识还主要局限在专业的经济史学家的“圈内”，大多数“圈外”人士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晓。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努力，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作为社会的成员，经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果，从而改进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经济史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用新的眼光去看过去。然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学界还未做得很好，以致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40多年前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所进行的总结性认识上。之后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推出，但像《中国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本既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却一直未能出现。由于没有这样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因此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今天依然广为流行，甚至成为大众心中不言自喻的“定论”。因此，写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济史多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北大出版社也一直敦促我写一部符合这样要求的中国经济通史。可是要写一本这样的著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谈何容易。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未敢动笔。今天看到万志英教授的这部新作《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不仅为他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学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学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的一部著作。志英教授和我相识于1988年，至今已有30年。他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早年从事宋代四川边疆历史研究，后来他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江南的城镇与民间信仰、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国的白银货币等，近年来更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他关于中国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具有领先地位，成为公认的权威。由于具有这样的深厚功力，加上他对西方和中、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切了解，因此他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正如他在本书导言中所言，本书的跨度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目的就是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目标已经圆满达到。写作这样一部著作，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在过去40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对中国经济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意在成为一部综合之作，因此志英教授在写作中，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在任何他本人介入学术争论并表达他自己的倾向之处，他都尽量承认不同观点，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坦言的那样：“我毫无疑问属于加州学派，但这种从属只是方法上的，而非视其为教旨，所以我也希望，在本书中我能够做到对相反观点的客观倾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宽广的胸襟，方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全方位了解的佳作。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他说：在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本书的出版，不仅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开拓了眼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更好地摆脱“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和“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本书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使得广大历史爱好者能够从中得知中国经济史的最新成果，从而改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我相信，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内外人士，都将从本书中受惠良多。而在本书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中，最多的当然是中国读者。因此本书中文版的刊出，确是一件值得中国读者感到非常高兴的事。《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之我见刘志伟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虽然是一部面向英文读者的普及读物，但是无论写作体例、叙述方式，还是在对中国经济史许多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史的新解释体系上，都做了非常专业的努力，对建立中国经济通史的新体例，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我觉得该书是一部在打通经济通史经络方面做了新的努力的著作。以往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从对近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关怀出发，基于近代经济的基本范畴和问题向前追溯，形成对中国历史上经济状况和发展过程的认识和叙事方式。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和演变本身的问题和逻辑出发，建立对中国经济史基本原理和长期变迁的认识，一般都还比较薄弱。而本书前三章在利用近年来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古代经济状况，对秦汉以前的经济史着墨甚多，尤其是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有相当深入的叙述，全书从古代经济的问题带出后世经济变迁的线索，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的基本逻辑，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经济史形成基础性、结构性的思考。我阅读时对这点印象特别深刻，深受教益。本书之所以重视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形成的早期历史着力，用相对大的篇幅考察先秦和秦汉时期的经济，也许是基于作者在引言中表达的，既往对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过于专注于市场动力，而忽略国家和制度因素的惯性进行的非常精到和深刻的反思。从这种反思中，作者引出了要重视帝国及其制度与经济扩张关系的主张。该书重视王朝制度因素对经济史发展影响的主张，非常明显地呈现在全书很多章节的论述中。例如，在第七章“江南经济的全盛期”，作者从财政政策入手论述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这在英文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中是一个富有新意的特色；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成熟”也谈到了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与过往很多英文写作的经济史著作中就经济谈经济的写法，有明显的不同，实现了作者的希望——“为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一套新的基准”。在强调国家制度的影响的同时，万志英教授这部经济通史还擅长把宏观视野以及宏大论题同细节呈现结合起来，很多重大的问题，能够借助具体的历史案例展现宏观经济的面貌，以小见大。例如讲到明代前期的经济转变时，通过徽州一个农户的家庭和土地交易情况，展示了当时充满竞争的不稳定的经济环境，显示即便在当时宏观经济水平处于停滞的时代，市场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一本篇幅有限的经济通史中，运用这种写法是大胆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来写经济史，既需要作者对宏观经济有通透的把握，更需要作者对材料的细节能够有深刻精到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当然，这样以一人之力完成，努力通古今之变，又力图精炼通达的经济通史，一定是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性和独具特色的个人视野与见解，不同的读者都可能从自己的偏好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读本书的时候，最感遗憾的，是本书在讲述明代经济史的时候，对明代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百年历史，落笔特轻，只以粮长和里甲制度的变化略略带过。在我看来，这一百年，恰恰是一个打通明代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书中明确揭示了永乐之后的经济转变，但这个转变，其实主要是宣德之后才明显起来，而正统到正德大约一百年间发生的很多变动，在明代经济史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一般的认识上，大家对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都是很清楚的，但以往对这个转变的研究要么习惯性地从近代历史向前追溯，注意力多集中在嘉靖到万历间的经济与前代相比较明显可见的新经济因素，要么着眼于南宋至明代的经济逆转，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学界的了解相对较为模糊。所以，本书对这一时段的经济演变一带而过，也是很自然的。但我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嘉万以后的变化，需要从正德以前的一百年去把握其脉络。从这个问题延伸去看，明清经济史研究过去多聚焦在嘉靖万历期间的经济发展，同作者也明确质疑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成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主要推动力的观念相关。在这一点上，万志英教授已经表现出要突破这一模式的企图，但也许受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制约，本书在讨论明清经济史的过程中，仍未能真正摆脱将市场作为经济扩张的主要动力的基调，这似乎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目前还不可摆脱的一大“惯性”。但是，由于作者在引言和各朝代的讨论中，已经表达出这种写出新的经济史的追求，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作者日后能够在关于明清经济发展的论述中，继续向前走出更新的路子。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经济史——《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读后感魏明孔《剑桥中国经济史》中文版的正式出版，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国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万志英教授，以一人扛鼎之力，在38万字的篇幅中将中国殷商至19世纪的经济史梳理清晰，且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确实令人钦佩!感谢该书的作序者、令人尊敬的李伯重老师给笔者提供与万志英教授和各位师友学习与交流的机会。笔者不揣谫陋，谈谈对《剑桥中国经济史》的读后心得，以就教于万志英教授和学界。《剑桥中国经济史》自成体系，以笔者的学识要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把握其内在脉络并对其进行总结并非易事，下面只是按伯重先生的命题，即主要从“经济史的写法”来看，笔者认为《剑桥中国经济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一是高度凝练概括各个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剑桥中国经济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的标题正是所论述内容及时代特点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作者对纷杂历史阶段经济运行及变迁的归纳能力，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剑桥中国经济史》各章的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前1045—前707年)，“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前707—前250年)，“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485—755年)，“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江南经济的全盛期”(1127—1550年)，“市场经济的成熟”(1550—1800年)，“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这样，读者对于中国数千年社会经济的演进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对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了然在胸。应该说，万志英教授在对中国经济史的叙述中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构建。二是动态叙述中突出各时段的特色，也就是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所强调的“通古今之变”，这是《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另一明显特点。吴承明先生强调，非如政治、军事史之注重事件，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中国经济通史·总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在较短的篇幅中，将3000余年中国经济史的脉络梳理得清晰准确，关键点论述细致，多有新意，其他部分疏而不漏，体现了整部著作的理论深邃性，强调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与不同时期的差异性。三是叙述和研究以当时的经济演变过程为主，长、中、短时段相结合。《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强调经济演进受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叠层制约与影响，这部经济史专著，跳出就经济史研究经济史，对经济的研究关注当时政治、军事、社会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当然这些均以实证为基本研究方法。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研究方法而论，万志英教授根据不同时段和研究内容，分别采取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和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根据论述或研究对象选择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章节体加专题性，是《剑桥中国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学术创新，在中国经济史写作方法上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五是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别是近古以来的经济，将其置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叙述与探讨；其二是充分吸收包括欧洲、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种吸收也包括对一些成果的修正与评判。《剑桥中国经济史》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对我们的学术启迪。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始于商代，即起于公元前1045年。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夏代系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现在学者通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于夏代历史的开始时间在不断提前。商朝之前夏代的存在，不论文献记载还是地下考古发现，均有比较确凿的依据。万志英教授将商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证据可能不是非常充分。再诸如研究时段是古代至19世纪，第9章“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如果19世纪始于1800年，则结束于1899年；若起于1801年，则止于1900年。总之，表述19世纪(1800—1900年)，无论如何是不准确的。在论述西周社会经济时，《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诸侯“对周王效忠，并时常出兵勤王，但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们需要向周王朝贡”。(第14页)说当时没有进贡，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周天子多次对诸侯采取削爵行动，其中一个理由是其进贡数量不够或进贡品质量不高。在论述早期青铜时代殷商的“邑”时，认为“邑是早期铜器时代的基本社会单位。绝大多数的邑都不过是村庄。商朝最后一个古都安阳聚集了宫殿、寺庙、手工作坊、精英住宅以及农业社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是当时其他任何邑的45倍”。(第42页)商朝的邑既然是村庄，其面积会有大有小，不可能大小整齐划一，所有的邑均系安阳的四十五分之一，是难以想象的，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剑桥中国经济史》关于唐代坊市制度的论述，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值得讨论。万志英先生认为，“在初唐年间，尽管个体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商业仍然要受制于繁杂的监管。唐朝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官方市集制度。商业被严格地限定于划定的市场之内，与周围的城市相隔绝。官员对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他们不但负责设定交易时间，检测市场运行，还会对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政府要求所有国内商人都有登记入‘行’，然后将同属一行的商业集中到一起”。(第168页)实际上，中国的坊市制度在唐代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程。唐代中后期，虽然在官方法律上并未全面废止坊市制度，坊市制被逐渐突破，城市的社会功能具有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管理“市”及“市人”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出现了新的机构与人员。随着对坊市的不断侵蚀，“市”与“场”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进而连用成为集合名词“市场”，并在唐代后期开始普遍化。因此，对唐代前后的坊市，不能一概而论。丝绸之路是《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叙述的一个重点，而说丝绸之路的终点是长安西市(第168页：“长安有两个巨大的市场，其中西市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应该说当时不管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终点是多点而非一点。我们知道，唐代除了长安、洛阳是外国商人的集中地之外，泉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扬州等也是外国商人非常活跃的场所。另外，作为中国经济史的专著，即使说长安西市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是其“起点”而非“终点”。《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出现的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相当一部分属于翻译者及编辑校对的问题。如繁简字转换，第75页“执”写成“執”；第75页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在位)，实际上汉高祖在公元前206年就已经为皇帝。特别是对著作中文献的引用，没有认真消化和核对，或直译，或意译，或掺杂译之，说明译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多有缺失。这是非常遗憾的。总之，当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并不少见，但以300多页的篇幅写成一本中国经济通史，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中蕴含着《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和扎实的学术底蕴。李伯重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序言中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因此，《剑桥中国经济史》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付梓，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镜鉴意义——这就是“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阶段特征——万志英教授《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读后何 平阅读万志英教授的新著是一个清新愉悦的体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历史已经有70年的发展，然而教科书形式的中国经济史，其社会感染力弱，非专业人士无人问津。在这部人们热望的新著里，在与学者已有的研究进行广泛对话的前提下，万志英教授打出的旗号，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动态，从中国故事本身出发，来叙述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并且，在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详尽之作的目标引导下，坚持自己独特的理念：第一，摈弃任何关于经济历史发展的线性和分期的既有观点。第二，坚持熊彼特创新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观，以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动力，摈弃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动力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条。通读全书，作者很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一)时代主题与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阅读万志英教授新著的直接感受，是清新愉悦。比起中国流行的教科书，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史料罗列和抽象的数字描述，难以对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经济状态获得直观的感受。然而，他用中国既有的历史材料，或者具有典型性的当时人士经济生活实录性质的文献，对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可以说，每一个时期，他都进行了审慎的材料拣选，让经济发展的论述呈现在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经济生活之中。在第三章讨论构建秦汉帝国社会的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使用权时，不仅以《管子》卷9《问第二十四》官员收集数据的完整项目清单，来描述当时政府的关注点在于民众的生产能力、消费需求以及现有作战资源(见第77页)，而且以张家山和居延出土的简牍，来讨论在人口登记政策上汉承秦制，以东海郡公元前13年的文献列表展示地方官上报中央的“上计”统计信息的具体类型(见第80页)。真实生动，具体而微!在第四章讨论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时，在“商业、城市与对外贸易”子目下，利用居延汉简文献，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居延军官粟君雇佣寇恩进行贸易这种商贸代理活动的情形(第130页)。诸如此类，在跨度3000年的历史陈述中，在紧要处均能以鲜活的历史呈现来体现经济活动的质与量的增进，难能可贵。然而，以本来自然的故事描述经济发展，绝不是碎片化和散漫无边的。恰恰相反，该书的各个细节材料皆聚焦于时代主题。全书共9章的论述，是以鲜明的时代主题划分开来的。我们不妨随便抽取几章来看，第3章“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通过“构建帝国社会：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所有权”“秦朝经济中的公共部门”“汉朝初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汉朝初年的地方社会”“汉武帝治下的财政集权”“盐铁之辩：围绕汉武帝遗产展开的斗争”几个子目(这些子目真应该在目录中列出，方便读者看清脉络和逻辑)，生动明晰地讨论了秦汉帝国在实现从军事征伐向官僚统治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制度和经济行为的耦合演进。这既体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之上，也体现在对商人及贸易活动的政策变化上，更体现在中央在财政和货币(铸币权)垄断权的确立上。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体制的基本格局，秦汉的体制初创之功，跃然纸上。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以“安史之乱的经济后果”“稻米经济的崛起”“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王安石变法”和“经济生产力的大跃进”几个子目，通过唐宋变革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作用表现，透彻地论述了经济与国家的转型。普遍实行的土地私有制、税收的货币化，以及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劳役，使经济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国家和私营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面对财政压力和敌对政权之间的战争，各国推行重商主义财政货币政策。财政更多地依赖间接税特别是消费税，以至于宋代成为帝制中国以商业税收跃居主要税种首位的唯一时期。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在宋代产生了充分的经济效应。如此等等，作者以各个时代的最优先事项作为主题，以鲜活具体的史料解读予以佐证和说明，既晓畅诱人，又让人脉络清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线索了然于心。(二)熊彼特动力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过往我们阅读的经济史书籍，大多按照产业或者按照生产力要素进行平铺直述的罗列，枯燥抽象。万志英教授在关照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通过解读各个历史时期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阶段特征。我们以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来看他的分析理路。新知识的应用，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在本章“稻米经济的崛起”目下，作者指出，在均田制结束土地私有制成为整个中国的常态之后，唐代庄园在多数情况下由佃农和雇工负责经营，而由于稻米农业更适合小规模的密集耕作，成为南方的普遍生产组织形式。唐宋时期，以“分成租”支撑的契约型租佃制，解除了此前的人身依附，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升了生产力的提高。在唐代，北方的农业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小麦完全取代小米成为主食。而在这个变革时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长江流域稻米经济的成熟。稻作农业和养蚕业的精耕细作，占城稻的引进，梯田和圩田建设的迅猛发展，一句话，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在总体上从小米向稻麦的转换，切实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人口在8到12世纪翻倍(见第189-194页)。与此相应，“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面对五代十国独立区域政权的历史遗产，宋朝继承南方小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阻止铜钱外流，南方以区域特色经济为核心得到充分的延展。宋朝政权，以三司管理财政，979年将全国划分为21“路”的区域。宋朝政府通过“和籴”“和预买”、食盐等专卖、“入中”及盐钞制度，进行财政和金融上的创新，建立货币和财政的新型关系，对全国财力进行前所未有的调集，形成以间接税商税为主体的财力汲取模式，以致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俯首称臣或偏安一隅时，均称小康和富庶(见第194-201页)。在经济生产力方面，则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从唐中叶开始，茶叶的广泛饮用成为空前的大众习俗，由于茶叶的分散经营和集中售卖，推动市场向下层延伸，帝制中国正是从宋代开始，小农普遍地和市场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竞争性生产技术和知识的交流。糖业的发展、制铁的扩张、丝绸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出现承包商—经纪人—批发商—长途商人的链条。打上时代印记的瓷器、造纸、印刷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宋代的面貌(甚至影响今人的看法，因为只有宋代开始才有大量的个人著作因印刷技术的改进流传下来)。商业发展除了在国内贸易得到空前的内涵丰富以外，由于北部的压力，国际贸易在宋代也真正成型，可以说宋人生活在一个海陆皆通的国际化时代。这些便是“唐宋变革”的现实内涵(见第206-212页)。而帝国晚期的经济表现，作者充分展示了加州学派关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各项发展指标并不落后的各项事实。然而，各种表现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均属于传统规模的扩大。与英国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看似瞬时分流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14世纪以后便在生产的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保守型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官方主导的红顶商人支配市场，西方是掠夺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推升生产组织和形式的变迁(参见第9章，第302-340页)。故事娓娓道来，万志英教授在每一章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突出时代主题，生动有趣地以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传播这种熊彼特动力，来反映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表现形式。他利用不同的细节叙述，清晰地描摹出不同时代经济的特色和方向，并展示出土地占有关系、国与民的关系、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家庭模式、合伙制、族产(Corporate Linage)]，以及作为一个普罗小民的生活状态。确实是一副丰富多彩鲜活的经济全景图。(三)对既有研究的扬弃和选择性缺陷万志英教授反对一切形式的时代划分和线性发展模式。但是，他明显地承袭了日本学者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解读模式。比如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以及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解读。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原因，西方世界不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种先入为主的日本学术体系的承袭惯性，不经过阅读原始中国文献，不与中国历史创造者和文化承载者的中国民众和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中国学者已经有大量针对唐宋变革论的辨正论述，似乎不宜视而不见。另外，关于中国各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许由于工作量大的缘故，本书也有可能出现文献和研究参考著作选择上的偏颇。第3章注释94所引“五铢钱的现存样本数据”来源，参考的著作便不是最适宜的选择(应当参考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而关于清代财政体制的研究，作者使用曾小萍多年前出版的旧著。实际上关于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以及各个专项的制度机制和运行实况，近年国内学者均有可资参考的重要推进。至于帝国晚期GDP的浓墨重彩，难以真正解读中西分野的实质和内容。实际上，在中西分野上，知识和技术是表象，制度和组织是根本。作者尽管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力求解读生产组成的模式、合伙制、包买制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难以看到欧洲12世纪以后出现的政府具有契约精神的债券筹资模式，以及海盗贸易推生的股份制度。而作为最早发明纸币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信用货币制度？国家的性质和政治体制与这种具体经济制度的关联，是十分重要的关注之点(参见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只有这些具体的经济制度规范，连同商业资产阶级宪法体制的逐渐形成，最后才引导出最先诞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来。中西分野的比较，应当看成不同社会整体的系统的比较，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的比较。不然，仅就中国传统时代而言，每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战胜的汉族王朝，从静态来看财富都是超越这些骑马民族的，为何总是战而不胜？看来，体现综合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指标，而在特定条件下主要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面对特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否则，过多夸大中国清代静态GDP的世界位置，难以解读近代面对西方时体现出的明显劣势、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总之，瑕不掩瑜，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论《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周建波作为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万志英教授的大著《剑桥中国经济史》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某些书评所说，这是一部既具可读性又不失学术品位的著作，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和写作体例的全新探索和尝试。该书叙事视野宏大，横跨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近3000年的历史，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高屋建瓴，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卓绝史识。它一方面融合了作者本人在中国经济史领域长期深耕的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创见迭出，好评如潮。它是继上世纪70年代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出版以来，又一部反映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正如李伯重教授在该书的代序中所指出的，万志英教授的“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当然，它也反映出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风格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中国学者重史料，侧重于对历史本身的来龙去脉的分析，理论的框架性、概括性不强。西方学者的特点是理论的框架性、概括性强，侧重于用较小的篇幅讲述宏大的历史场景，从中得出深刻的结论，给人的启发性、思考性强。受时间、精力的限制，笔者没有全部看完这部视野广阔、创见迭出的佳作，而是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着重阅读了与魏晋隋唐历史有关的第4、5、6章，有一些想法向万志英教授请教。第一，万志英教授在该书第5章“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485—755年)第1节“北魏治下的复苏与稳定”中谈到地方豪强的作用时(第152页)指出：“随着汉朝的瓦解，尤其是311年洛阳失陷之后，地方的豪强承担起保卫本地社区以及照顾本地民众福祉的任务。地主豪强修建起防卫森严的坞堡，很多民众则来寻求保护，成为这些豪强的私兵(即‘部曲’)。……地方村落社会(村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新词)的成员取代了帝国的臣民。”在这后面的注释中又说：“日本的谷川道雄认为此阶段的社会结构具有强烈的‘社群主义’色彩，贵族实行的是建立在共同的伦理以及宗教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道义型领导。我完全不赞同他的观点。”(第177页)我认为万教授的评论有失偏颇。一般来说，越是动荡，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越需要相互依赖，以便形成规模的力量应对危机，发展生产，由此形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在魏晋南北朝长期的乱世，当衰亡的中央政权无法保证民众的生存之时，民众为了自存不得不结成各种规模化的组织，坞堡就是汉末逸民之士和民众所追求的共同体世界。谷川道雄指出，在这些自保的集团(坞)中，坞主以自己的财富救助穷人，以深受众人仰慕的人格而成为领袖，与民众结成自下而上的恭顺关系，而成为社会的支配阶级。何德璋也说，在这种以避难为目的的共同体组织中，各个成员在经济上也必然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如果人人只为自身考虑，势必难以“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因而随时面临战争威胁的坞堡中的生活实态，虽不会以之为样板的桃花源中那样温情脉脉，但也不能一概视之为豪族扩大自己社会经济力量的工具。例如，郭默为坞主，其妻兄陆嘉“取官米数石饷妹”，“默以违制，将杀嘉，嘉惧奔石勒。默乃自射杀妇，以明无私”。陆嘉所违之制以及郭默所守之制，均是坞壁这一社会共同体所要求的公正和无私。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私有的观念必然十分淡薄，这与同时代进入黄河流域而部落组织尚未完全解散或仍具有相当深厚的部落成员间相互救恤观念的各少数民族社会，颇为类似。而建立在复杂的多血缘基础上的东汉庄园经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超越血缘、地缘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太平道、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的道教组织，即主张“人有财相通”，反对统治者聚敛大量的财货。川胜义雄指出，黄巾之乱无异于一种希冀并追求具有互助性质的新型共同体的运动。例如，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了被称为“义舍”的公共住宿设施，向过往路人提供由信徒施舍而来的米、酒、肉。路人以饱腹为限，如果摄取份额超出本人必需量的话，被认为必将染病而受惩罚。信徒们为了那些无血缘关系的异乡人而割让出自己的生活资产，而接受施舍的路人又遵守为其他素不相识者而限制不必要的欲望的规矩。如此相互的自我抑制行为，就构成了这一教团的共同协作性。佛教正是在这种全社会要求超血缘的合作以便形成规模力量抵御危机的背景下，于五胡乱华后异军突起的。它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理念，更让包括贵族、平民在内的共同体成员互相关心，由此提高了共同体保护民众的能力。第二，万志英教授在第5章第2节“帝国再统一后的国家建设”中认为均田制没有在南方广泛推行。原因是“水稻农业需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投资来修建及维护水利系统，然而土地定期回收再分配的做法，会严重伤害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南方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权势地主推动，早在南朝时，统治者就曾试图限制这些人的土地兼并，但均遭到坚决抵制”。关于均田制的推广范围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多。一种意见认为，均田制只是施行于北方，大抵只限于关内、陇右、河东、河南诸道，江南根本不均田。显然，万志英教授吸纳了这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均田制实施得不彻底，但毫无疑问地，均田制是推行于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制度。这是因为，均田制是一个实行了三百余年的土地制度，与屯田制仅仅着眼于荒地和流民不同，均田制将现有土地也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这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在隋唐国家力量日益壮大的背景下，均田制理应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当然，“从空间来看，北方实施的程度要比南方好，成效也比南方大”。由于文献记载的严重匮乏，难以搜集资料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武建国还是从有限的资料中得出了南方曾实行过均田制的结论。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宇文融开元九年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置劝农判官十人，分往天下，其中裴宽遣使江南，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覆田判官”的任务是，复核土地授受的情况。如果江南东道未实行均田制，就无需裴宽在那里复核土地授受的情况，也不会存在检括所谓的逾限占田，更无从谈以检括的“剩田以授客户”。另一个例子是玄宗天宝八年，丹阳郡太守林洋奏：“茅山紫阳观……观额及众徒，先受敌顷亩并足。今载所收纳苗子，支来载粮亦充。”这条记载表明，紫阳观内的道士在天宝八年以前已依令授田，并且受田数足额。“道士尚且已经受田，这一区域内的官吏及一般庶民恐怕不致尽被摈弃于均田制之外吧。”据此，武建国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在南方实行不会仅限于江南道，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很可能都曾实行过均田制。第三，万志英教授在第4章“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中，重点描绘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即“贵族庄园经济”。其实，这一时期，不仅豪强地主采取这种自然经济色彩浓、人身依附关系强的庄园经济形态，就连政府也采取这种自然经济色彩浓、人身依附关系强的生产方式，诸如屯田制、均田制等。屯田户作为政府的佃客，没有对土地的诸如出租、出售等处置权，更不允许离开土地，其作为国家的佃客，在性质上和世族的依附民是一样的。均田户的情况稍好一些，对所经营的“桑田”(永业田)拥有一定的诸如出租、出售等处置权，但所占比例很少，体现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统一，属于国有土地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因而劳动积极性高于屯田客和世族的佃客，这也是为什么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对世族的竞争优势大为提高的原因。尽管如此，屯田客和均田户的共同点都是不得自由处置土地，不得随意流动，其本质是以限制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增强人身依附关系，来满足平民对保护(人身安全)和公正(社会秩序)等公共品的需求。可以说，无论是政府庄园、贵族庄园、寺院庄园，其管理原则和运营方式都是一致的，即人身依附关系强、自然经济色彩浓。因此应将这些经济形式统一于“庄园经济”概念之下，不应割裂开来。上述只是我的一得之见，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简评颜 色以中国经济史为主题写一本书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兼顾学术性和专业性，同时也要考虑一般读者的需求。据我观察，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史浓厚的兴趣，他们需要一本较为全面的、综合的、具有一定工具书性质的读物来增进对中国经济史的理解。另外，它还可能被用作教材，所以还有教学的需求。在注重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同时兼顾知识的全面性，这样的著作写作难度非常大。在我看来，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很好地结合了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中国经济史教科书。我读这本书的过程充满了读史的趣味，不仅收获了丰富而全面的知识，也激发了我在学术层面上的思考，对于我未来学术研究的选题和思考中国经济史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对于本书的后续更新和补充，我有几点建议供作者考虑。第一，经济史的学术研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本书在每一章节以及整体立意上可以更加注重问题导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专业读者来说，他们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从而进一步激发学术兴趣；而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问题导向可以帮助大家带着问题去思考，加深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从整体立意来看，本书可以联系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等大问题；每一章节又可以联系许多具体的小问题。倘若能够在书中的每个阶段、每个专题中结合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逻辑上将更为清晰，叙事上更加浑然一体。事实上，中国具有很强的文化惯性，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正在深刻地影响当前中国经济的实践。作者对历史的叙事如果能与对当前经济现象的分析相结合，将能够增加读者思考的深度。举例来说，家族的作用、精英的角色、国家的力量在历史上如何体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否或者如何延续了这些传统，这都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话题。第二，本书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介绍较多，而对此前历史时期的联系则着墨较少，作者将来可以更多地运用比较经济史的视角，进行更多的国际比较。明清之后，中国历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于明清之前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万志英教授作为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在全球视野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他如何比较秦汉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如何看待唐宋时期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差异，读者能够从他的比较视野中获得启发。此外，作者还可以尝试从青铜时代开始，简要勾勒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人口、可耕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进行估测和衡量。如此一来，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第三，本书虽然涉及了与经济生活相关的制度因素，但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描述相对缺乏，而后者对于明清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性影响。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和文化，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和当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至关重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兴趣正在上升，取得了不少成果，万志英教授可以考虑在将来再版中增加对于非正式制度的介绍和讨论。第四，本书将1900年作为叙事的终点，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从此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该年份作为结尾有一定道理。但我个人更加认同传统的叙事——在鸦片战争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乃至运行的逻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等事件与20世纪中国的全球化、近代化、工业化紧密相连。因此，以1900年结尾似乎不妥，选取19世纪中期作为传统社会的终结来结尾可能更为合适，在那之后的叙事难度会加大。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史著作中最具全球视野的一本著作。作者在写法上很好地结合了宏观逻辑与微观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阅读过程使我收获良多。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改进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我真诚地将此书推荐给热爱历史的广大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