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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组织如何落地生根
“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在北京中弘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中心推动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谁参加了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北京中弘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丁传宗作为该组织的指导者参加完会议，一一记下这个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的每个脚步。他坦言，社区社会组织目前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国家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解决居民有效需求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共同话题。
并非只是自娱自乐
“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是扎根社区，为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连日的奔波使杭州市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阎军楠声音略显疲惫。
与很多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的自组织甚至有些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只是自娱自乐的组织不同，阎军楠更看重社会组织能否切实扎根在社区，是否能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这种认识来自于对汶川地震的反思。汶川地震中，社会组织数量出现井喷，然而很多社会组织却并没有留下来。这使他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长久生命力在于扎根本土社区及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
为此，阎军楠在杭州市上城区探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育社会组织，以社会力量整合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发展助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上城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模式，简称为“以社孵社、以社促社、以社助社”的“三社联动”发展模式。
走进上城区各个社区，会发现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形成了生活互助、红色文化、居家生活等各种主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网络；在养老、求学、找工作、看病等百姓需要的方方面面，社区社会组织都能及时提供便民服务；另外，社区文化生活丰富了，社区治安也越来越好，形成了社区和谐的局面，凸显了社区社会组织治理的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并非只是自娱自乐。”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红云在调研中发现，居民会逐渐开始关注社区环境、孤寡老人照顾等带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问题。这一点与阎军楠不谋而合。她认为，在社会治理的大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以满足居民需求、提高其服务能力为基础的。
离满足居民需求还差很远
2011年底，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刘轩做的《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按社区社会组织活动领域划分，文体活动类占47.1%，生活服务类占6.8%，社区事务类占16.2%，志愿服务类约占21.6%，其他组织占3.5%。
“目前，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结构仍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文体活动领域，而进入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领域如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助老托老等领域的社区社会组织十分有限，没有形成种类齐全、触角广泛、体系健全的格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周宇宏说。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相伴随的社会转型，其成长的动力源自公民的社会需求结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郑琦在对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调研时发现，25岁以下的居民最希望建立社区便民服务和共同兴趣类组织，45岁以下居民比45岁以上居民更关注社区便民服务和社区建设。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便捷服务有所期待。
在丁传宗看来，通过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目前提供的服务和居民服务的需求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在挖掘居民内在需求，满足居民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方面还差很远。
阎军楠强调如果不抓好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那么社区社会组织所做的工作便不具备针对性，也无法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落地的问题。在他看来，社区社会组织挖掘居民需求的能力甚至比筹资能力更为重要。
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力
阎军楠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力量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三社联动”模式也不会成功。
上城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公益创投“相亲会”，使多方资源汇集社区公益项目的服务。2013年，组织街道范围的公益创投，仅望江街道便有50多个公益项目，筹措金额138万元。而组织全区社区层级的公益创投，入围100多个项目，筹集资金470多万元，惠及居民11万人。这不仅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还调动了政府、居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阎军楠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虽然是民非，但是却借助了政府的资源，才全面铺开了“三社联动”模式。
丁传宗在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的项目中也发现，如果没有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的社工助推社区社会组织1+1项目，没有专业社工的培训与指导，南门仓社区事务自管会不会有现在的成长。
“其实，通过这些模式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与培育很多都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组织来进行的，但其背后都有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周红云说。同时，她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仅靠民政部门来扶持已经远远不够了，政府需要通过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扶持，但未必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在实操经验及专业上不如专业的社会组织有优势。在她看来，政府扶持第三方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加强协调合作是可行性选择。
“社会组织在社区将大有可为。”在采访中，阎军楠一直强调此观点。他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需要多么“高大上”的理论，而是要根据本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运用社工方法，让居民知道自己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然后，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社会良治，切实解决社区建设多元主体动员问题及社区居民没有归属感的问题，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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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农民工社保落地生根
　　各级劳动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大有作为，全面落实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原则，确保农民工正当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作者：郝绍彬 李天全
　　春节将至，不少农民工踏上了回家返乡的路途，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自己打工时有没有交，也不知道现在缴纳的养老金，将来“关他们什么事儿”。
　　劳动法明确规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否则企业因违法将受到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并可能因提出劳动仲裁或诉讼索赔经济补偿金。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需要劳动监察部门主动出击，强化监管执法对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更现实。
　　宣传农民工转移知识很有必要。受自身劳动法知识的影响，“干一天算一天，没想到老了会需要”的错误思想大量存在，这也为少数不法私营企业主所利用。外出的打工者通常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不定期跨省换工作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常常是参保了又退保。实际上是可以转移接续的，不少农民工缺乏维权知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农民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障机构保留其养老关系，保管个人账户并计息，重新就业的要接续或转移其养老保险关系。
　　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是确保农民工权益的重要保障。劳动法明确规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2009年人社部发布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规定，缴费基数按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确定，单位缴费比例为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4%至8%，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并全部计入其本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如果企业不给农民工缴，就属于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即使企业与员工协议放弃，摆脱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在法律上均无效力，也属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如果此类情况经提起仲裁或诉讼，劳动法规定属于有权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之一。企业必须承担为员工参加的举证责任，否则将有败诉的风险。
　　实现农民工落地生根，各级劳动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大有作为，一方面处理的维权纠纷，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主动深入企业调查核实农民工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帮助企业完善规章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原则，确保农民工正当合法利益不受侵害。（郝绍彬 李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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