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面积

在全国名列前茅、广东第一！

“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系列报道

在34位五邑籍院士中，有8位为化工领域院士——著名有机化学家黄乃正、光谱化学家黄本立、无机非金属材料学家郭景坤、无机非金属材料学家姜中宏……他们为实现化工大国、化工强国，不畏困难，探索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

郭景坤（1933年11月21日—2021年8月17日），江门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祖籍新会棠下（今蓬江区棠下镇大林村）。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863”新材料领域第二届首席科学家；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郭景坤主要从事陶瓷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成功适用于多种陶瓷与金属的封接，解决了我国电真空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后从事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研究成功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极好的耐热冲击和耐烧蚀性能。他研究陶瓷材料的强化与增韧，以及陶瓷发动机用材料与部件，使我国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进行陶瓷发动机行车试验的国家之一。近年从事复相陶瓷、纳米陶瓷研究、陶瓷材料的晶界应力设计研究、陶瓷的低温烧结和多相材料研究。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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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喉切除手术后，郭景坤院士要通过发音器才能发声，但仍坚持抽出一个多小时时间，接受记者采访。

江门日报：听说您在考上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公司业务员，能为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

郭景坤：家父郭柏龄16岁就来到上海谋生，原是首饰行当中能独当一面的人物。195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父亲已经失业。因为他干的那个行当，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没有市场的，店铺都歇业关门。家中收入全无，尽管我那时只有16岁，但一心只想去找工作。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广告，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公司要招聘人员，看了后很高兴，于是决定去报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来到福建，做了4年保险公司业务员。在这4年里，我都没有谈女朋友，虽然也羡慕那些有女朋友的同龄人，但一来我还是想回上海，二来还想念书。当时我觉得保险业务并不适合我的性格，便请父母将我中学时的书寄来，复习考大学。让我很感动的是，公司经理邓超很支持我的想法，不但批准了报告，还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复习考试。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感激邓超同志，是他给了我改变人生历程的机会，没有他的支持，焉有我的今天？

△当年，没有公司领导邓超的支持，或许就没有郭景坤院士考上大学，走上科研路的结果。2007年12月，郭景坤院士来到福州探望邓超。

当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后来也如愿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这样就奠定了我的终生方向。我搞的是无机材料研究，每一项成果，都与化学息息相关。

大学4年，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到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时，我和其他5位同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化学冶金室实习。一个月后才回到学校开始做毕业论文。尽管时间短促，我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毕业后被分配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属下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具体安排在该所的硅酸盐室。年轻学子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国科学院，诚然是为人们所羡慕的。我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才能的机会，当然很珍惜它，暗下决心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它，要好好地干出些名堂来。

江门日报：翻阅您的学术简历，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每一个10年您都有新的科研成果。能为我们简单讲述一下吗？又是什么推动您能在科研路上走得这么远？

郭景坤：1960年，我们国家需要研制一种长距离通讯用的装备——速调管，我在其中负责两种高铝氧瓷与无氧铜环的封接研究。当时我了解到北京电子管厂有一条滑石瓷与可伐金属封接的生产线，便打报告到该厂生产线上实习，了解到该厂使用的Mo—Fe金属化工艺。当然，这个跟我们的研究还不相同，回所后，我开始自己探索能适合于高铝氧瓷金属化的工艺和配方，先后提出和研究了Mo—MnO金属化法和MS—2金属化法，并完成了大型陶瓷与金属封接件的研制。后来“高铝氧质瓷的制造与封接工艺”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还得到了国家新产品二等奖。

1972年，周总理提出“科学院的工作应往高里提”的建议，我受到鼓舞，立即向所里提出要做“改善陶瓷脆性”这一研究课题。期间，我们比较系统地做了各种纤维和丝与各种陶瓷的化学和物理相容性研究，从这个研究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纤维/陶瓷系统，并研制出一种新的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丁肇中教授（中）访问硅酸盐研究所，右为郭景坤院士，左为严东生院士。

当时我们用独特的工艺，把碳/石英复合材料做成有用的大部件是一种独创，而且把它实际用到关键领域中的重要部位上，它与国际上所通用的完全不同，更是我国的创举。同时，我们还做了人造卫星和飞船的各种飞行环境对材料的考验，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因此这个材料还应用于我国某些型号的卫星和飞船上。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陶瓷发动机及其相应材料在国际上是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国际上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均纷纷上马，我们单位也向国家科委建议安排这一研究项目。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组的专家组工作，我们把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概念延伸为复相陶瓷，研究出氧化锆陶瓷和莫来石陶瓷制作成发动机的活塞顶，都通过了台架试验。我们所氮化硅研究组所研制成的氮化硅活塞顶和其他部件，被确定为陶瓷发动机的主要更换件。最后用一台C6105柴油发动机改装，将其中所有高温部件都换成陶瓷件，成为一台陶瓷发动机。它的工作温度高，效率就高，又无需水冷，故称为无水冷陶瓷发动机。将这台发动机安装在一辆大客车上，从上海到北京再返程，成功地进行了行车试验。此外，还安装了二台在沙漠中行驶的救援车，在南疆的沙漠油田中经历了寒冬酷暑，行驶了1万多公里。这一攻关研究项目的完成，使我国高温结构陶瓷材料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武装了相应的实验室，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郭景坤院士（左二），在安装有无水冷陶瓷发动机的大客车前拍照留念。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与严东生、冯端两位学部委员一起，向国家科委提出在我国开展纳米材料的建议。我们较多地集中进行陶瓷纳米粉体的合成，效果不错。在一段的时间里，在国外有关的杂志中，几乎每期都有我们的文章发表。

△1997年9月6日，郭景坤院士代表硅酸盐研究所接受第三世界科学院颁发给该所1997年度的科学技术奖。颁奖者是当时的巴西总统费尔南多。

江门日报：当时的条件跟现在相比怎样？

郭景坤：回想当年，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一来，我从初中时就喜欢上化学课了，高中时的化学实验课，我总是抢着去做实验。有些同学怕做实验时会烧起来、会爆炸，而我丝毫不怕。高中毕业后，我曾在一所广东同乡会办的义务夜校中当过化学教师，自己准备各种药物器皿，做示范实验给学生看。他们眼瞪瞪地看着，听到他们欢呼的时候，自己感到很带劲。二来也是存着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光耀门楣，报效祖国的心思。

虽然当时的条件比不上现在，但是我们做科研的作风是很踏实的，也没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做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时候，知道研发成功并用于国家尖端科技领域时，这种喜悦的心情哪能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啊！但这个工作前后做了9年，从基础研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到大，来不得半点马虎。

江门日报：您是在上海出生的，曾经回过家乡大林村看过吗？

郭景坤：1999年元旦前一天和2009年，我曾两次回乡。第一次回乡感触最深的是交通的变化。母亲曾告诉我，从广州到家乡只能乘船，要花一两天时间，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这次回乡，从广州开始一路是高速路或宽畅的公路，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棠下。祖屋还在，母亲曾说祖屋前是一条小径，这次回来已经是一条很漂亮的水泥路了。祖屋内东面一间房子是我父亲的，房间靠北是一张古老的旧床，坐上去感觉摇摇欲坠，但这就是我父母结婚时的大床了。

△1948年郭景坤院士与父母兄长合照。右二为年轻时的郭景坤院士。

不少家乡人此前出外谋生，如在外有所收益，总会为家乡建设做点贡献。在大林村有二位著名的侨胞，一位是郭玉玲，是南洋的企业家；还有就是我的堂兄郭功武夫妇。一个古老的乡村，被改造成今天的模样，不仅是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心血。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但同时又感到有些愧疚，自己虽然是院士，但没有多余的精力和金钱为家乡做点什么。

在大林村边缘还有一处被称为“长春苑”的建筑，是专门为乡亲们安置已故亲人的骨灰或照片的。我认购了其中的一格，供奉着父亲、母亲、大哥景乾和已过世的妻子宝珠的照片。2009年我第二次回乡时又认购了一格，这是为我和现在的妻子日后准备的，“叶落归根”嘛。

第二次回乡时去游览了“小鸟天堂”，风景很美，又到院士路走了一圈，看了自己的塑像。老实说（笑），塑像跟我本人不是十分像，感谢家乡对我的厚爱，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希望家乡保护好稀土矿产资源

江门日报：有媒体报道，近年来您曾大力呼吁提高我国的稀土国际话语权，这是为什么呢？

郭景坤：2010年时，我国相继出台多个关于稀土出口的政策，明确表示要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

出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目的，中国推出稀土出口配额管理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早就应该这么做。中国曾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出口稀土原料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总体来说是吃了大亏，如今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不应该再走这条老路。中国稀土出口应该由原本的粗产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稀土的科技含量，以此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而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探索稀土开发的中国也应该有信心做得到。

长期以来，稀土储量占全球30%左右的中国，却在支撑着全世界稀土的绝大多数需求，为全球提供了超过90%的贸易产量。这是中国稀土业对于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国稀土出口配额有所削减但幅度并不大，却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给我们扣上“资源民族主义”的帽子，这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中国对自己国土上的稀土资源应该拥有完全的、独立的经济主权，中国的资源就应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没有任何理由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尤其在定价权上应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稀土出口国，为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牺牲环境的中国，完全有理由占据主动地位。

江门日报：近年来经过勘察，发现江门也有一定资源量的稀土矿，您是怎么看的呢？

郭景坤：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情。经过勘察，预测江门有50多万吨的离子型稀土矿。这是家乡宝贵的财富，更是祖国宝贵的财富，希望家乡的政府、人们一定要加以妥善保护，连同周边的环境一同保护下来。

2012年9月，郭景坤院士为家乡题字

麦松威，1936年出生于香港，祖籍江门鹤山，是我国著名的结构化学家，200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还担任国际化学界知名学术杂志《Polyhedron》中国区副主编，《晶体工程学》杂志编委。

麦松威1960年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级荣誉理学士学位，196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后便长期从事无机合成、晶体结构和晶体工程、超分子化学等方面研究，并讲授普通化学，化学键，无机化学和X射线晶体衍射等课程。在超分子化学领域，首例确定主客分子间可以氢键相连，阐明三类β-氢醌包合物的结构异同，并开辟了新型尿素/阴离子包合物的发展方向。无机化学方面，则系统研究了甜菜碱类配体与金属离子的键合模式。在晶体工程领域，提出阴离子最高配位数的概念，结合银-银亲和作用，对类卤银盐和乙炔银的复盐、三盐及四盐作深入研究，丰富了阴离子的配位化学。

江门日报记者采访麦松威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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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松威为内地高中生亲自授课，勉励他们向更高的目标奋进。（翻拍）

江门日报：麦教授，您长期从事无机合成、晶体结构、晶体工程和超分子化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想请您谈谈在结构化学领域的主要成就。

麦松威：我在大学最初学的专业是晶体学，在念博士学位的时候，慢慢地转移到结构化学和无机化学，最近几十年还搞一些晶体工程方面的工作。可以这样说，这都是根据国际化学界大师们研究的脚步慢慢转移过来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美国匹斯堡大学晶体学系做副研究员，那时在晶体结构方面有一个比较新的发现，我们首例确定主客分子间可以氢键相连，阐明三类β-氢醌包合物的结构异同，并开辟了新型尿素/阴离子包合物的发展方向。因为在氢键组成的晶体结构，那时还是比较少，所以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已。我是做纯化学方面的、纯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生产的应用价值不大，但对推动化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开辟新的理论发展方向有一定作用。当然了，搞基础研究我们并没有用应用化学的角度来，而是从基本概念方面研究。总之，我的研究跟社会生产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做一些新的理论和概念方面的工作，为其他科研提供理论基础，此外我的工作主要还包括训练科研人才。

江门日报：对于普通人而言您的研究领域是非常陌生的，可否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下？

麦松威：大概可以这样说，晶体工程就好像建一个房子，你可以用一些碎木，用一些不同的模型来配合，一件一件地配合起来，变成一条链，然后做成一个平面，最后从第三维建上去。中间可能有一些空洞，就像房子一样，再放另外一些东西进去，这是晶体工程的一部分。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房间，像积木一样，做成一个三维模型。我的研究便是不断地去发现、制造或建构这种化学领域的结构模型，当然我们的研究则比这“搭积木”难多了，物质或分子的化学结构往往跟我们理论中想象的有天囊之别。

△麦松威被聘请为江门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翻拍）

江门日报：您当年能够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您以为是对您哪方面成就的肯定？

麦松威：这个很难说。因为我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我都在做，应该说在中国我算是比较早开始从事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比如在结构化学方面，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在香港做这个工作有一定的优势，国内科研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设备也比较落后，在当时的华人化学家里，我是有一定的优势。

以学术研究引领时代发展

江门日报：您当初是怎样进入这个专业的？

麦松威：1955年秋，我念中学，当时有一位名叫张雄谋的老师，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华仁书院兼职教化学，我便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当时，当我们得知他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念化学工程博士期间独立解决了化工系三个重要难题后，我们都非常崇拜他，加之他教学时的那种严谨治学的风采，使我对化学工程发生兴趣。当时香港的大学还没有化学工程的课程，所以我专门跑到加拿大留学念这个专业。

一年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对纯化学有兴趣。纯化学是做基础研究工作，化学工程是做一些应用、工程方面的工作。我觉得纯化学比较有挑战性，经常会有新发现的机会。我觉得每一个学科都要有新的发现，新的进展，只有这样这门学科才能继续发展下去。这也是我做学术研究的精神动力之一，学术研究就应随着时代潮流而不断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麦松威受聘为郑州大学的客座教授。（翻拍）

江门日报：对您专业发展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

麦松威：这很难讲，得分不同时期而定。因为学术研究既要追上发展的潮流，又要有一些新的发现。你要对文献追踪比较紧，你要有自己新的想法，所以我的研究方向都是慢慢地开展下去。做科研工作如果没有兴趣和热情的话，我觉得会很难坚持长久。不仅如此，我也经常在欣赏别人工作的同时，发展自己新的想法，这样你的研究才会有生命力，才可以持之以恒。

江门日报：兴趣对于一个人的工作来说固然重要，但总会遇到一些难题，您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麦松威：态度很重要，你首先得坚定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得做下去的决心！如果你觉得真的做不下去了，那就先放下来，从另一个方向、角度来看问题，我跟学生也是这样说的。当然了，我在结构化学领域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通过不断反反复复地研究取得，但总有一些难题是你突破不了的，如果每个难题都能突破的话，那就不是科研了。

只收毕业后为祖国服务的学生

江门日报：您在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具体来说您都是从哪些方面入手的？

麦松威：上世纪80年初我做化学系系主任的时候，我们是最早接收内地学生来香港高校念博士学位的，这在香港高校中是第一个，我推动了这项工作的逐步开展。开展这项工作，最大的阻力是签证问题。因为当时内地到香港，从办理到正式拿到签证的时间很长，往往收了一个学生，他却要过一年后才能正式到香港报到。

此外，内地的很多教授到国外去开会时需要到香港中转，他们大多选择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因为我们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们来香港往往是做一些学术报告，做学术报告的时候我们的要求是不用英文，用普通话，所以语言方面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因此，每当他们到国外开会，经过香港转乘飞机时，往往就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跟我们联系，逐渐地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内地同仁出国公务的中转站。

江门日报：刚刚您提到自己训练了一批比较有成就的中青年科学家，您是如何做到的？

麦松威：在学生报到之初，我跟他们讲清楚，我不是你的老板，而是你的朋友。我就是一位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带领学生深入科研的世界，帮他们的忙，最重要的学习部分还是得靠学生自己慢慢地成熟和领悟，慢慢地在这个学科领域做一些基础的工作，然后逐渐地形成自己的想法。

我收的学生很少，一般每年也就一两个学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开始收一些博士研究生，基本以来自内地的研究生为主。我接收他们的条件是，在他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定要回国，在国内的大学或研究所服务，当时我觉得国内还非常缺乏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个条件以后就不来了。我的意思是不想让学生把香港当成是到外国的跳板，有些人在香港念完书以后，立刻到国外当博士后，留在国外，我不想花精力培养一个人才，让他为其他国家服务。所以我都跟学生说明一定要回国服务，做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如果他要继续深造的话，我才推荐他到国外做一两年的访问学者，学一些新的东西。

举个例子，中山大学化学系的陈小明院士便是我早期带的一个博士生，他便遵守了我的约定，学成后为祖国的发展服务。现在，我经常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外国有名的大学念博士学位，但都提出希望他们学成以后，回到香港、回到内地，为祖国服务。到现在为止，我带出了大约20个左右博士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内地高校或研究所工作。陈小明算是我带的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他于2009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门日报：可不可以说，这是您个人的爱国情结？

麦松威：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改革开放给中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供了大好机遇，我觉得自己能出一点力的话，我就做这个工作，为祖国多培养些科研人才。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一个学生学成以后，出国就不回来了，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江门日报：您是多本国际上著名学术期刊的中国区负责人之一，现在这方面你主要从事哪些具体工作？

麦松威：我主要负责《Polyhedron》杂志中国方面的投稿。《Polyhedron》杂志属于化学行业，是“晶体学”子行业的中等级别杂志。你知道，现在中国各科的学术发展很快，投稿到《Polyhedron》杂志的学术论文数量很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水平很高，但水平低的太多了，如果直接将这些稿件一股脑地投到《Polyhedron》编辑中心的话，势必会影响全国同类学术文章的通过率。因为这本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找众多国际上著名的学者来评，如果让这些学者形成对某个国家同领域研究学术水平很低的印象，那今后他们要再想发表就更难了。因此，我对国内同仁的投稿管控非常严格，没有达到一定水准的文章，我肯定是不会让它通过初选的。这样一来，中国的文章发表的成功率也就大幅提高了。

当然了，当被退回去的文章不断增多时，部分国内的同仁也开始对我心生偏见，以为我故意在为难他们。其实，我不只是起到一个把关作用，有一些能过的和不能过的，我都会提一些意见，让他改善。好的文章，让他改善，再拿出去，发表的机会会高一点。假如是水平比较低的，我提一些意见，让他改善一点，然后发到别的学报去，能接受的机会也还是高一点。当然这得罪了很多人，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的不成功，因为里面的内容可能太少，可能太偏了。

江门日报：你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直言不讳的？

麦松威：对的，我认为学术探讨方面没必要遮遮掩掩。我的这种性格的确得罪了很多人，有些人来电子邮件，他说，1997年后香港就已经回归祖国啦，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投稿人这样严格，为什么不能放松一点？有一些教授，他可能自己的英文水平不高，就由一些研究生来写，当时的研究生急于毕业，因为当时国内的一些大学要求学生要有论文才能毕业，所以文章的水平可想而知。

△陈小明是麦松威带的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他于2009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图为麦松威伉俪与陈小明合影。（翻拍）

全家人喜欢在华人圈工作

江门日报：工作以外，您是如何兼顾家庭生活的呢？

麦松威：我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不看戏，电影院我很久都没去了；我不跳舞、不吸烟，也不喝酒，可能是很闷的一个人。但是我跟一些中学同学的关系还是很好，每年香港、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同学会邀上我一起出去旅游。之所以能跟中学时代的同学关系保持得特别好，我想可能是那时大家还年轻，没什么心机，没有成人之间一些互相顾忌的事吧。

生活中我太太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我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1个小儿子，他们都是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大学毕业。但他们一毕业后就立刻回来了，在香港工作。

他们喜欢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工作。我最大的女儿现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做系主任，其他两个孩子则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江门日报：您对江门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

麦松威：我对江门其实并不熟悉，1999年后曾先后回去过两三次，但很可惜至今没有回过鹤山，希望晚年能找机会回去看看。至于教育的话，我认为五邑大学可以为此做一些工作。希望五邑大学能培养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有兴趣搞科研，将来回江门建设。

陈新滋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50年出生于台山汶村镇汶村，1975年毕业于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化学系，197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孟山都公司高级研究专家、香港化学会主席；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中国绕月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药学院名誉院长，也是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美国化学期刊《Accounts of

陈新滋长期从事手性催化配体和不对称合成研究领域的工作。在均相氢化不对称合成反应的研究中，发现了新不对称催化的反应机理。他首次揭示并证明了“主要手性产物来自微量的催化中间体”这一不对称催化反应中的微观自然现象。他利用电化学与手性催化技术，成功地研究开发出了手性药物奈普森止痛药的不对称合成新工艺，并达到可工业化的标准。这一研究成果，一直被国际上的同行在科学论文中广泛引用。在长期的研究中，陈新滋还发明了螺环氧膦配体、胺膦配体、联吡啶氧膦配体等高性能的配体和催化剂，取得40多项中国和美国专利。他主持与内地10多所高等院校、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及香港高等院校共同组建的一个开放性实验室——香港“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在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交流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为陆港两地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门日报记者与陈新滋院士深度对话后

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中更近

手性研究减少药物生产中的浪费

江门日报：您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您的研究领域，普通百姓直接接触的不多。那么，作为普通市民，他们能从您的研究领域中获得哪些益处？

陈新滋：我的研究面是比较广的，虽然我现在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还是有机化学，但我最初学的是无机化学。不过，我研究的化学命题，几乎每个部分都以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为目标。希望研究结果（成果）能用到社会上去，让老百姓直接或者间接地受惠。

其实我觉得，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要关心的事，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我们都有责任。所以我现在虽然做的是学术研究，但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后，它就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江门日报：制药领域有种命名为“手性”的科学技术。应该说，在香港，以您为代表的这块研究，是走在世界前沿的。

陈新滋：不敢当，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全世界最早涉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几个人之一。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手性催化研究。“手性”就像左手和右手，能够成镜像对称（也称对影异构），但不能重迭。药物中广泛存在这样的对影异构体。对影异构体药物在体内往往呈现不同的药效、毒力等。与对影异构体药物相比，单一组分的手性药物具有用量小、疗效高、毒副作用低等优点。美国FDA（食品药物管理局）于1992年开始，要求在新药研究中，将对影异构体药物当混合物加以审批，并要求对每个不同异构体分开研究，大大增加了研发所需的费用。

目前已上市的药物，按手性可分为三类：无手性药物、混合手性药物和单一手性药物。传统的药物合成方法，同时产生混合手性药物的两个分子。但在药物使用中，很多时候只有一半是有用的，而另一半是无用或可能有毒，所以往往到后一步才分离去掉那无用的一半，这样无疑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此，研究有关单一手性药物的合成，已成为制药企业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在化学合成的过程中，通过有效控制或最大程度地控制，只生产有用的那一半药物。

△陈新滋常年致力于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翻拍）

鼓励学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

江门日报：“致力于服务社会”是浸会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一，你们也启动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是不是也更注重科学成果的转化？

陈新滋：对。其实不只是香港地区，全世界都在努力推动知识转移。假如你发表一篇文章，今天大家觉得有意思，但是10年、20年都只是一篇文章，很多人不会记得；但假如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能应用于工业或社会，影响就大了。真正有影响力的工作，大家都会记得的。

我们研究院现在要做的有两方面工作：一是把研究成果再推进一步，应用到工业上；另一方面，我们在传播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希望通过几个比较好的“据点”，如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向全国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科研成果，造福社会。

江门日报：内地很多大学教授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长期缺乏资金或技术的支持，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而作为个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因此大部分就止于纸面研究了。这方面您有哪些心得和建议？

陈新滋：如果将一种最终产品按百分比去计算，老师能做的可能只占30%到50%之间，这一部分属于基础性的研究，花费并不大；而后面的一大半，则是最贵的。我们搞工业的就知道，即使后面仅剩5%的工作，其花费可能是95%的钱。

此外，就老师个人而言，并不是每位老师都觉得把自己的工作运用于社会很重要。我以前在美国读书，有些老师就很特别，他们竟然说，“有用的东西我都不做，我要做最顶尖的”。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我们的研究经费都是纳税人拿出来的，我们做的东西应该对社会有用；有一些目前看来没有用，但将来可能会有用，完全不做“有用”的研究是不对的。

中国有很多资金在寻找出路。假如老师的技术真的那么好，我们会去帮助他们转化为生产力；但其实，真正有用并有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很多老师自认为研究已经做得很好却没有人赏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研究成果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颇大的距离。

致力于中药的标准化和系统化

江门日报：世卫组织网站披露，70%以上的癌症死亡病例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您从天然产物中发掘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进展如何？

陈新滋：我们认为，对相关中药的研究，或许能为肿瘤治疗找到新的、低副作用、高抗肿瘤活性的化合物。如第一只被发现有抗肿瘤效果的天然喹啉化合物——6-甲氧基犬尿喹啉酸，就是从麻黄中分离出来的。之前有研究表明，一些由喹啉衍生的简单化合物，对人类肿瘤细胞株具有很好的细胞毒性作用。我们通过设计新的喹啉类衍生物、手性合成其不对称反应产物，研究它们的生物活性，检验其对人类肿瘤细胞株的抗肿瘤活性，从而发掘未来新的抗肿瘤药物。

我们从现在正在做的中药研究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你今天去看中医，医生给你写了一个药方，你去某个药房买生草药，但在江门买的跟在广州买的中药，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上看一模一样，但如果中药的产地不一样，或者收割时间不同，都有可能造成中药所含有效成分的差别，药效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将中药现代化，争取医生每次开给病人的中药，在病人吃到肚子里时都是一样的。

江门日报：这样的研究，是怎么跟您的专业研究联系起来的？

陈：因为我是搞化学的，所以我对中药里面的成分就很熟悉。现在中国搞中药的专家很多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做一部分，他们做其他更大的部分，到时候把结果合起来。

江门日报：这个团体成为一个机构了吗？

陈新滋：暂时还没有。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就像一个联盟，中药研究领域的联盟；有一些社会上的好朋友还捐了钱给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研究方向上是完全对接和紧密结合的。研究之初我们就定好了你做什么，他做什么，甲乙丙丁每个人做的东西联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产品，团体中任何人缺一不可。

江门日报：事实上，在民间，百姓对中药的认可程度似乎越来越不如西药了。

陈新滋：其实中药、西药各有长处，我们应研究如何利用对方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西药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但在对身体的调理上，尤其是老年病，用中药比较好，因为现今还有很多病是西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不应固步自封，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在适合的情形下，用适合的药。

江门日报：最近在对中药的研究方面，你们这个联盟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陈新滋：有的。我们正在研究开发抗癌药物和抗病毒新药。虽然西药抗菌、抗病毒效果很好，但细菌或病毒是很聪明的，这个药今天把它杀死了，只要有小部分细菌或病毒不死，它就能继续生长；有时，它还会发生突变，突变后，先前用的药对它就没什么用了。

中药有个好处——中药不是一颗药，就算同一株植物，不同部位尽管有类似的成分，但结构上还是不完全一样。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假如某个病毒或细菌突变，它会对某一种化合物产生抗药性，但却不容易对付中药中含有的其它一大堆化合物，即使抗得了某一部分成份，但其他成份还是会把这个病毒或细菌消灭掉。所以，在克服细菌或病毒的耐药性方面，中药可能比西药更有利一点。我们目前所研究的，正是这种能标准化生产的中药。

△陈新滋与野依良治教授及沙普利斯教授 (二人同为2001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手性科技前景。（翻拍）

从药物研究转向环保科研

江门日报：最近您研究出了一种催化剂，可以大幅度减少化工厂制造氯仿时产生的环境污染。这是不是表明您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了？

陈新滋：其实环境的问题，就是化学的问题。多年来，人们研究化学就是为了让生活更简洁、更美好，但却忽略了环境。今天，化学家的目标是净化环境，更重要的是努力做到不污染环境。如果一个生产工艺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破坏环境的废物，就一定要有配套的方式化解它。在环境问题上，化学家责无旁贷。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空调，其制冷剂原料，就是氯仿——它是目前最常用的制冷剂的生产原料，每年用量以百万吨计。目前全世界绝大部分制造氯仿的技术，都会同时产生百分之五到十的副产物四氯化碳。四氯化碳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物质之一，是一定要消除的；从2010年开始，国际上就不允许生产和使用四氯化碳了。但是，我们还要用空调，制造空调就得在里面添加制冷剂，那我们还是需要生产氯仿，生产氯仿就必然要产生四氯化碳。如何做到既能生产氯仿又不产生四氯化碳，这是一个国际难题。该如何处理这些副产品呢？过去的人习惯于以焚烧方法解决废物，但四氯化碳用火是不容易烧起来的，只有一千多摄氏度的高温才能烧得了它，这样一来成本就会高企，而且很浪费。基于此，我们想到一个办法，一个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简单的方法——我们把四氯化碳加上氢气（因为做氯仿的工厂通常都有氢气，很多的氢气通常都是放空没用的），两者一反应就变成了氯仿。也就是说，本来要拿去处理的垃圾副产品，一下子变成有用的东西了。这个技术对工厂很有吸引力。现在，这项科研成果已经工业化，对工业生产和环保都有重要影响。现在做氯仿，不会产生一点四氯化碳。

绕地球一圈，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陈新滋高中在香港度过，大学在日本东京度过，后又在美国攻取博士学位，并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任教、主政。绕着地球转了一圈，陈新滋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在追求梦想的征途中，他越发难忘自己的根之所在——祖国和故乡，你们还好吗？

2010年7月，陈新滋从31位应聘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浸会大学第四任校长。上任后，陈新滋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理念贯穿在治校中。陈新滋希望学生们学会有创意的思考，不要单纯追求Made in China，而要努力成为Created in China！

在陈新滋的主持下，香港浸会大学等香港高校与内地10多所高等院校、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共同组建成立了一个开放性实验室——香港“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目前深圳也在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实验室。为了加强香港与内地科学家的交流及提高我国科学家在手性催化及药物研究的科研力量，陈新滋集合和网罗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创造环境让他们之间互相通力合作，促进我国制药研究的发展。

对于香港与内地高校间的合作，陈新滋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香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但是他没有兵；与此同时，内地有很多很好的兵，但大将军不够。现在内地研究生的数量的确比香港多很多，有的导师甚至带20几个研究生，而我们这里的导师，平均只带1个研究生。这样来看，内地是浪费了学生资源，而我们则是浪费了老师资源。两相合作后，好处显而易见。”

2010年10月30日，在中联办和台山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刚就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的陈新滋在阔别家乡44年后，重新踏上故土，回乡访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陈新滋回到家乡的第一站，就是台山市文海中学（文海书院），他想看看父辈曾经求学的地方。在参观完文海书院旧址后，陈新滋又踏上归途，回到他曾魂牵梦萦的老家。在家乡汶村东阳，乡亲们热情接待了他，与其共叙乡情，给他指出离家前的各种事物，使他一度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陈新滋说：“几十年后，再次看到亲人，看到老家，过去的零星记忆都清晰起来。感觉特别亲切，特别高兴。”

陈新滋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他说：“江门应充分挖掘和发扬侨乡敢闯、敢拼的精神，但是，城市的发展不应一蹴而就，在发展的同时还应保护好环境。”

他分析道，中国每一座城市的发展，在世界上看来都是很快的，只是因为有的人置身于这个城市，便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发展还不够快。不能拿江门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比。“其实，跟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去比，江门的发展肯定是更快的。我看到内地每一个地方的领导们，都很急迫地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够更快地成长，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竞争，都需要人才。这种急迫的发展心理我能理解，但发展必须有规划，而且要保证不影响到环保，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黄乃正，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50年11月出生于香港，祖籍台山白沙镇（原三八镇）六槐村委会南岭村，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小学教师，妻子是精神科顾问医生。197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1976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乃正主要从事有机合成研究，早期从事红霉素的全合成，后从事高张力分子的合成及若干天然产物的全合成研究。从中得到了一种稳定的具有环间连接的三苯骈环辛三烯炔。这是全共轭的平面结构，从试验上证明了Hückel关于非芳香性4n的规则。他还合成了一类环番化合物，其中四个苯环处于正交，是经典意义上的共轭而分子轨道并不共轭的化合物，曾被著名的有机化学教科书列为难以得到、尚未合成的化合物之一。合成了含有三个连续双键的五元环化合物和多个具有生理活性的天然产物。

黄本立，光谱化学家，1925年9月21日出生于香港一个印尼归侨家庭，籍贯广东新会（即今天蓬江区环市街群星社区振振里）。1945年至1949年就读于岭南大学物理系。厦门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现代分析化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及分析化学学科委员会主任、《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主编等。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本立主要从事原子光谱/质谱分析研究。早年创立了可测定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新型双电弧光源。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国内第一套AAS装置和钽舟无焰AAS装置；20世纪70年代提出可同时测定氢化物和非氢化物元素的新型雾化—氢化物发生器；20世纪90年代研究强电流微秒脉冲供电空心阴极灯激发原子/离子荧光分析法，改善了多种元素的检出限。其代表作有《An Atlas of High

余国琮，化学工程学家，祖籍江门台山，1922年11月18日出生于广州，后因战乱逃难到香港，1944年赴美求学，1947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随即任该校化工系讲师，1948至1950年任助理教授。由于成就卓著，他被吸收为Sigma Xi，Phi Lambda Upsilon，Research Society of America3个荣誉学术组织的成员，并列入1950年的美国科学家名录，1950年8月回国报效祖国。他是中国蒸馏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早期的精密精馏成果曾用于中国的重水生产。他的蒸馏模拟理论与高效蒸馏设备相结合的综合技术已大量应用于工业蒸馏，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余国琮教授对我国化工行业作出的贡献是卓越的，他长期从事化工分离科学与工程研究，特别在蒸馏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发展的分批蒸馏新策略及新操作方式不但丰富了分批蒸馏的学术内容，为不稳态蒸馏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而且已在生产中开花结果，促进了我国精细化工的发展。他是我国蒸馏分离技术的奠基人。

任咏华，祖籍江门鹤山，1963年生于香港，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化学系讲座教授。任咏华198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化学系，1988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获2001年香港裘槎基金会“优秀科研者”、2005—2006年度英国皇家化学会世纪金奖、第十三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2012年5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她一直致力于无机化学、合成化学基础研究，系统地设计和合成了新的无机发光分子材料和化学传感器配合物；利用各种桥连配体，设计及合成了多种多核金属簇体系的发光材料；利用炔基在结构上呈刚性及线性排列的优点，设计了新型有机金属铼、铜和银的发光刚性棒材料；并以弱金－金成键相互作用作为开关的新概念，设计出可用作分子磷光信号传感器及光电开关的双核金冠硫配合物；她在这些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曾应邀在多家杂志撰写重点文章或综述文章，在SCI国际杂志上发表150多篇文章。

姜中宏，1930年8月7日出生于广东台山，原籍广东广州，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姜中宏从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工作；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无机非金属材料开题指南制订；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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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材’高八斗”“‘文’以载道”

原标题：《中国侨都 院士之乡③丨“化”龙点睛！五邑籍学者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