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约定，2013年7月21日上午9：00，兰州大学档案馆馆长王秋林来到葛墨林院士在南开大学“省身楼”的办公室，对葛先生进行了专访。葛先生以“朴实、奋斗、感恩、知足”为题，回顾了曾在兰州大学的日子和对兰州大学的感受。以下采访内容由红叶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葛墨林先生审定。

　　我是1956年进入兰州大学的。那时候，兰州大学还在萃英门，在黄河铁桥边上，1957年搬到新校区，我们在老校区还上了一年课。1956年我在北京13中，原来的辅仁男中毕业。那一年全中国都在“向科学进军”，最红的就是学核物理。我本来是想报清华的工程物理，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让一批北京的学生报考兰州大学，后来我就改了志愿，报了兰州大学。到了兰州大学，开始在萃英门的那边，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昆仑堂上课，好像那曾经是左宗棠时期考试的地方。条件虽然艰苦，大家还是比较努力学习。后来1957年搬到了盘旋路新校区。那时候，兰州刚刚建设，据说1954到1955年的时候，老机场（现一分部）还有狼，现在当然建设得非常现代化了。经过这么多年在兰州大学的学习，后来到1961年大学毕业，就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就留在兰大。文革以后，我在1980年第一次出国，到美国杨振宁先生的研究所，1986年调到南开大学，原因是，1985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南开数学所”，办得很成功。因为理论物理和数学联系很多，任何一个数学所都和理论物理有联系，所以，他就请杨振宁先生在这个所里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1985年我刚从杨先生那里回来，杨先生打来电话，建议我到南开的数学所协办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我1986年到南开，正式的关系是1990年才转过来。那时候的研究生也就和我一起到南开来工作。

　　1. 我和母校有着非常深的感情

　　简单说，我和母校有着非常深的感情。我接到你的通知以后，也简单的想了想，兰州大学毕业生的作风可以用很多的话来形容，各人的经历角度都不一样，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我回想一下，想用几个字来形容：一是朴实，学风很朴实；二是奋斗，就是自强不息；三是感恩，知道感恩兰大，感恩国家；四是知足。我为什么会说这些呢，严格地说，兰州大学在国内还不是特别一流的大学，不能和北大、清华去比，又地处边远地区，虽然国家花很多力量建设西北，还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我们毕业以后，不能靠名校的影响，没有这个基础。身处兰州，倒没有很多的干扰，有的也就是努力读书，好好学习。整个西北人比较朴实，不是那么很张扬、吹嘘。一个是没有吹嘘的这个本钱，另外整个作风也比较朴实，就是要靠自己的奋斗。学校就是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各种困难，来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得到一些进步固然有自己的努力，还有很多别人的帮助，才得以成长起来。从内心里边，我从西北出来，到了东边，也算做出了一点成绩，对整个国家和帮助过我的人，有一种感恩的思想意识。比如对自己的老师、对江隆基校长。

段一士与葛墨林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

　　2. 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是我一生最好的机遇

　　对我来说，我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是我一生最好的机遇。段先生从苏联回来，他的教学方法，从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他培养人的方式，思维方式，探讨问题的态度，尤其是钻研学问，终身与世无争的态度，对我一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现在我和段先生还是保持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我有重大的事情，还都请教段先生，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教导。

　　由于跟着段先生做，就结识了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对我一生有极大的帮助。1977年，杨先生访问兰州大学，我当面见到了他。可以说，从那以后就改变了我的一生。另外，从刚才给我的档案上看到了谷超豪先生给我的评价信。谷先生和胡和生先生，这两位院士，对我一生的帮助，都让我终身难忘，其他还有很多的院士，包括：郝柏林院士、贺贤土院士、南京大学的孙义燧院士，不少物理、数学、力学和天文的院士们，等等，对我都是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能够从兰州大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也是有诸多的因素的。对我来说，也非常感恩于母校，感恩于这些先生们。
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不愿意跟谁争什么，就是自己努力去做，做到什么程度，觉得很知足，按部就班地、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我觉着，兰州大学的这样一个作风、学风，非常扎实、非常好,尤其针对现在的这种浮躁风气。这是我谈的一个简单的感觉。

　　3. 兰州大学的发展，江隆基校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觉得兰州大学的发展，江隆基校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1957年开始反右以后，兰州大学的形势比较乱，各种运动，整个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可是，1959年江隆基校长去了以后，整个可以说是拨乱反正，使整个兰州大学走上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现在兰州大学做的比较好的这些人，也都得益于江校长。他的指导思想，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除了江校长之外还有崔乃夫（当时是教务长），聂大江（当时是江校长的秘书，后来到化学系做书记，又做校领导）等，他们一贯坚持江校长的办学思想，这是兰州大学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方面。可是很遗憾的，江校长为了捍卫他的办学思想，最后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激不尽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校长，我们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办教育最重要的是稳定教学秩序，遵从教育规律。

　　4. 现在看起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水平

　　还有，我回忆起来，兰州大学物理系本来是一个年轻的系，当时的物理系并不能跟化学系、生物系等等去比。因为化学系从1956年以后，先后调进来朱子清、刘有成、陈耀祖，还有黄文魁先生等等。生物系有郑国锠等等老先生，而物理系基本上是年轻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那时候，兰大物理系的老师基本上是从北大、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的。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力壮，教学、研究都在搞。从现在看起来，这些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钱伯初先生，现在量子力学的教学代表人物，北大的曾谨言、兰大的钱伯初；还有统计物理汪志诚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全国统编教材就是他编的，等等。那个时候好多研究生毕业的都是学习非常优秀的，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各种运动干扰，上课不是很多，但是能抓住要点，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很庆幸。

　　5. 兰州大学的学生还是非常的勤奋好学

　　1959年江校长来了以后，开始经济生活困难了，那种学风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到了1960年，饿着肚子早上起来念外语。我1961年做研究生，经济生活非常困难，一直要学到晚上12点、凌晨1点，早晨6点钟起来就念外语，那个学风真的就是喜欢学习。当时江校长、崔乃夫教务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崔教务长特别喜欢学习好的学生，他特别喜欢我，其实我当时和他并不是很熟的，那就是学校的风气。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和段先生讨论问题，有时讨论就讨论到凌晨5点，一宿都不睡，经济生活又特别困难，段先生就买些土豆，弄个电炉早上饿了就吃些土豆，学习的热情非常高，大家喜欢这样。兰州大学现在的学风还是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

　　6. 办大学就是要有好教授

　　当时有林迪生校长，林校长是老延安，生活特别朴素，对我们学生那是没说的。林校长有一个最明确的思想，他常给我们讲就是：办大学就是要有好教授。所以，他就各处去请好教授，很多兰州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是他给请来的，还有留苏回国的，他给要来的。自己成天穿一件很破旧的灰大衣，戴一顶灰帽子，生活极为简朴，非常平易近人，老革命的作风。包括后来去的崔乃夫、聂大江，还有物理系的李柯等领导，都很朴实，整个风气就是踏踏实实做事业。这样的环境下，我体会到，百年树人是太长了些，但是20-30年里头，我是1961年到现在50年里，更年轻一点的就是文革以后的，就是20年，兰州大学出现了很多的人才，这不是个别的系，而是普遍的出现了人才。我是比较幸运做了院士，物理系磁学非常好，杨正老师等还有一批当时年轻的做的相当好，李发伸、张一德、葛世慧等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学生也都相当的不错，在磁学方面兰州大学是有地位的。

　　7. 大家都认认真真做学问，就是这种风气

　　理论物理段先生带出了一批学生。段先生带出的学生，还有他的徒子徒孙都很厉害。像我的学生孙昌璞都已经当了院士。他们的学风基本上都继承了段先生的风格，有的虽然是南开毕业的，我和他们谈，他们的根都与段先生有关，都是兰州大学的。这个思维方式，整个做学问扎扎实实的，对人都很厚道。我想他们的作风都是这样的，不跟谁去争什么，扎扎实实做自己的事情，这都是段先生传下来的。兰州大学磁学专业后来到我这儿的苏刚，原来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后来是中科院大学的副校长，他的理论做得非常好，人也很厚道。这种例子还是比较多的。考上兰州大学研究生的薛康，大概是1988年，他报我的研究生，不知道我已到了南开大学，从吉林长春（东北师大）自个儿跑到兰州大学，一报到，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过来南开。他原来是东北师大的副校长，现在刚退下来了，是吉林省政协的副主席，为人非常厚道。像段先生后来又带的一些年轻学生，都相当好，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团结，互相帮助。比如，在兰州大学有个硕士，这已经是段先生的徒孙了，现在浙江大学，李有泉教授，甘肃人，为人很好，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全国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人都很老实。大家都认认真真做学问，就是这种风气。这是物理系的。你看看生物吧，生物方面郑国锠院士，郑先生爱人是仝允栩，是有名的生物学家。那天我参加北京方面的一个评审，碰见生物方面的舒红兵，他在武汉，被选为院士，曾是仝先生学生。我们在一起都说起来，兰州大学的生物系培养出很多的优秀人才。你到北京去看，有些所里头的骨干，副所长等，很多都是兰州大学毕业的。为什么? 有个道理，那时候，由于政治的影响，全国学苏联，都是搞米丘林，而郑先生他们是正统的摩尔根学派。现在真相大白了，基因是正统啊，尤其李森科，就是个骗子。郑先生就坚持这个研究的方向，经常受批评，就有很大的压力，但是郑先生带的这支队伍，代表了国内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我觉得像郑先生这样一些老先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顶住各种压力，他所走的路是一个艰辛的道路，但在科学上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等到科学上摆脱了政治上学苏联的那一套，沿着科学正常发展道路前进的时候，他就显出来了。这一点上也得感谢江校长。

　　8. 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累不垮也压不垮的

　　江校长到兰州大学后，这些教授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去干涉他，这就是文革中他的最大罪状。他不是总结了多少条嘛，高等教育教学秩序要稳定、主导是教师等等，他为了这个都丧了命。化学这边就更厉害了，出了很多的人才，冰川冻土的李吉均、秦大河都成了院士，都是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老开玩笑，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是累不垮，也压不垮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做事情，在那样一个艰苦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像其他一些困难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再累再苦的都受过，没有什么感觉到惊讶的事情，不是温室里出来的花朵，都是各种缝隙里钻出来的。兰州大学要继续坚持这个学风，学风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学风垮了，就什么都不好办了。

　　9. 物理系的资料室是非常好的

　　说起兰州大学的好多事，我第一次到兰大萃英门报到，一看那个房子，非常小的房子，上下床，6个人一间，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底下都铺的草，特别冷。我一个屋里，我是北京人，另5个是上海人，都不习惯，生活都挺艰苦的，他们都学习相当不错。那时候，兰州主要就那一条街，就是西关十字，盘旋路、兰州饭店才刚建，新校区还在建设中。上课教室里冬天特冷。但是同学们学习的热情都很高。到了新校区条件就好一点。物理有物理楼、化学有化学楼。兰州大学虽然地处边远，但是物理系的资料室是非常好的，当时由李知几先生管理。李先生订的好多杂志，包括英文、俄文的都很全。经常可以到资料室查文献，即使到了文革时候订的杂志还都全，这点印象非常深刻。最有意思的是钱伯初钱先生，他那时候还年轻，教量子力学，特别好运动，一会儿组织足球队、一会组织篮球队，我还在足球队里呆过，他自个儿守大门，挺有趣的。

　　10. 通过他们也折射出兰州大学的精神

　　1958年以后开始劳动，当时我在理论物理，简单说，理论物理是有劳必动，所有的劳动都参加。我印象，兰州自来水厂的卸货平台就是我们修的；到青白石大队背砂子；去过永登农场；还到过岷县，岷县是非常之艰苦，下了火车还要走100多里路的样子。岷县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山清水秀，有竹子，你走着走着一个野鸡就哗啦一下飞走了。白天下雨晚上下雪，不能住人，有瘴气，下午四五点钟，就会看到滚滚的白烟过来了。我们就搭个帐篷，第二天早上一看帐篷上全是雪。有蛇等动物，条件很艰苦，劳动就不用说了。后来就到了一条山劳动，理论物理不像磁学等有实验室，所以，一有劳动我们就下去。还搞“四清”，像我就参加过两届“四清”，当时有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参加一次农村“四清”和一次城市“四清”。我们去的是榆中县的甘草店。

　　坦率地说，我是北京长大的，虽然在兰州，但对甘肃农村的情况并不了解多少。两个不同时期中，一个是“四清”当中下到农村，还有就是文革当中到农村去了一年，到天水。我觉得这两次到农村，不说当时的方针对不对，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受苦是受苦，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正认识到，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农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不是上海那些大城市。当时还是很穷的，你看看甘肃那些朴实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在招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喜欢来自小城镇或者是农村来的、学习好的学生，他们这些人非常勤奋，人比较踏实，从小受苦，特别懂事，很努力去学习，珍惜这个机会，而且有的学生相当好。我举个例子，现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匡乐满，湖南物理界都知道，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等，好多的头衔，现在还是湖南物理界比较重要的人士。他在湖南就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家里非常穷，后来到了长沙读书，到了南开，后来毕业走了。我就非常喜欢他，他做得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些学生他们非常愿意学习，非常愿意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就是喜欢物理，也不为什么，他就是喜欢。不是说，我学了物理以后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喜欢一步一步慢慢做，这一点兰州大学对我的教育、对他们的影响间接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真的，他们那些人对人都特别好，对他们的学生、对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那个学科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年，他还打电话，他回到他们那个山区去，看看父母等等。我很有感慨，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在兰州大学劳动虽然很苦，但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育。简单说，我们都是靠农民养活的，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那时候就是靠农民养活着，你作为一个教师，你责无旁贷要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出来，只要他愿意学，这很自然。像现在，有些个家里很贫寒的学生，学得都非常好。我的毕业生，像陈光红，不到40岁，就已经是正教授了。他是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是世界物理医学最好的，能拿到正教授，是很不容易的。通过他们也折射出兰州大学的精神。

　　还有在城市“四清”做了半年，在兰州一个工地，工地上一些工人的品质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有一个工人邵师傅，现在都80多了，前些日子他还让他的女儿女婿到天津来看我。我们关系很好。就是说，你看看一般的工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很多事，其实对人对事，特别对我很有教育意义。

　　11. 全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兰州除了学校的教育，西北的民风很淳朴，对人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受教育是很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总务处有个大个子科长叫陈克信，还有物理系的老郝，郝聚金，他是转业军人，文化也不高，我跟他关系挺好的。他就是一条，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你们就好好写你的文章、教你的学生，其他事我们管。陈克信也是这样。我印象最深的，那时候搞一罐气很不容易，一个大汽车，一个个罐子往上搬，到304厂去拉回来，你再去取回来，由陈克信管着。你得送上去，人家要不要都是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送煤气罐，去晚了，我当时和陈克信并不太熟，但他知道我，我当时在学校里做得还不错。我说你看我来晚了，还行不行，他当时说，你就别管了，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干你的科研去，这种事就包在我身上，就把我的罐子放上去了。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老陈他文化水平并不很高，但非常朴实，这事是该我干的，你干你的事情去，我就给你干这个事。当然兰州大学也有不好的事，但我碰到的这些都非常感动人。那时候，后勤上有点什么问题都找老郝，他就各处去跑，他原来是总务处下来的，老陈也是。你看失踪多少年的老红军马国贵，马处长，每天清晨都是马处长扫大街，一字楼边上的马路都是马处长扫。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尤其是江校长去了以后，全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是很深入人心的，有好多小的例子，都能够看出这点来。

　　12.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苦，大家一块儿苦

　　文革中兰州大学受到那样大的冲击，为什么恢复高考以后一招生，兰州大学进来的77、78级水平非常好，以后出了很多人才，这是和过去的学风、作风有非常大的关系。好多事情当然也不是那么顺利。校医室有段大夫、高大夫，有些记不清了，他们对段先生照顾得就很不错。他们觉得段一士先生可是兰州大学的宝贝，有什么事，那就是一句话。我那时候并不是特别有名。后来去的那个甘晖同志的爱人徐杰大夫，还有一个裴大夫，后来调西安去了。那时候我身体不太好，要出国，裴大夫跑到我家去，又出主意、又帮助检查，他并不是要图什么，他就是觉得我该做这个事。当然，也不是说兰大什么都那么好。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苦，大家一块苦。我那时候做研究生，1961年最苦的时候，研究生有个灶，就是个破土房，我们去吃饭，弄个大盆喝糊糊，江校长的孩子和我们一块喝糊糊，并不是说领导就怎么了，大家一块都苦，这你还说什么呢。有人给江校长送了一些营养品。不是有些人浮肿住院吗？江校长都给了他们了。那时候好像没有听说哪个领导，像崔乃夫、聂大江等哪个搞特殊的，都是这样，就看你是不是努力学习。那时候很明确，你就是要学好，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

　　13. 要靠自个儿学，你什么都得学，不会就学嘛

　　那时候就是要靠自个儿学，你什么都得学，不会就学嘛。那时候科学上有预印本，就是先打出来，发表前给各个重要的单位寄发。比如我们这个领域，国外单位都寄给北京，北京有科学院。在兰州大学我没出国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预印本。我见到过的预印本都是段先生苏联带过来的，俄文的，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了。一篇文章完成发出去，怎么都得一年以后了。有了新的东西，文章还没发呢，人家马上就寄出来了，北京都可能收到，因此他们就有最先进的资料、先进的知识。兰州条件不行，就只能自个儿学了，所以我那时候跟着段先生学物理，几乎什么都得学，物理的很多理论都得学，而且你自己要打基础。我上研究生时候，朗道-栗弗席茨的《理论物理教程》，是最好的教程，段先生要求读4本，习题基本都做，工作量很大，这就是一辈子的基础。还有许多书要去读。你在兰州显不出来，你打了基础，自己也做了研究，自己去闯，老师指导你去研究，等到1980年到了美国以后，这就看出差异来了，因为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我们这些兰州大学的人到了国外，都去做新的方向，什么都得靠自己去学，慢慢成了习惯了，碰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去钻研，就去探讨，就去学习，这样很快就追上了。一般说，当时在北京等先进地区的人，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水平比我们高。但兰州大学的很多人是这样出来的，你原来积攒了许多东西，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大家都一样了，那就发展得特别快，这是兰州大学学生发展的一个特点。兰州大学学习期间就是一种预演，已经是东撞西撞，已经吃了很多苦，所以等到大伙儿条件都一样的时候，他就进步特别快，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学的环境。

　　现在我们兰大办学比以前困难，原因是与东边的发展条件是不能比。但是，我觉着这种学风如果能够坚持下去，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在物理方面，兰州大学的校友相当多，包括在国外的做得相当不错。现在我们这个小摊子，原来物理系77级的毕业生，有的现在美国的MIT, 已经做了很有名气的教授，包括讲座教授；他们经常回来讲学，聚一聚。我也参加一些国内的评审，当然有些也是兰州大学出来的，有的不见得真是我的学生，他们来和我联系，现在干得都很不错，是奋斗出来的。像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冯元平，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主任夏克清等等。

　　14. 过去我们兰州大学老师的这种作风就是典范

　　谈到兰州大学的声誉，当然我们不能和北大、清华比，但是总的来说，在学术界的评价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扎扎实实的做事情，这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兰州大学当时的办学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它也激发了学生们求知的欲望、奋斗的精神，而且善于与人合作。这就是兰州大学很多老先生的特点。你看看郑国锠、吕忠恕、仝允栩先生，数学的陈文塬先生，物理的段一士先生，化学系的陈耀祖、黄文魁先生等等，这些人都是不和人争什么，都是好好做事情，从来不去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一点一点去做，这种学风。现在都说素质教育，其实，过去我们兰州大学老师的这种作风就是典范。这就叫素质，空说都没有用，就是你碰上具体的事情怎么去处理，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老师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让你看看别人怎么处理，这个对你一生就是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教师手把手怎么把你带出来。

　　15. 希望兰州大学对这些老先生们要特别的照顾

　　现在我是希望兰州大学对这些老先生们要特别的照顾，因为他们对兰州大学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现在老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很多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王寒松书记做的还是很好的，他对老先生很尊重、照顾。其实仔细想一想，一个大学的传统，其核心来说，就是靠教师这样延续下来的。所以我对兰州大学的老先生们是非常的尊敬。这些老先生们很不容易，自己搞研究、带学生、讲课，各种运动中都受过冲击，在那样的运动冲击下坚持下来，含辛茹苦，带出那么多学生来。还有去世的叶开源先生，他从北大来，现在他的学生郑晓静也成为院士，而且他培养出来了一批一批学生，真是很不错的。叶先生为人傲物，有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其实叶先生本人并没有什么恶意，他是很豪爽的一个人，是个性情中人，想什么就说出来了，而有的人就是不说而已。他对学问上是很有追求的。

　　16. 总的一句话，我对母校非常感恩

　　总的一句话，我对母校非常感恩。我的成长过程有杨振宁先生、陈省身先生帮助。我跟杨先生30多年，跟陈先生20多年，恩师段一士段先生、谷超豪先生、胡和生先生，还有一些物理方面的院士等多了，都帮助过我。但是，从开始说，兰州大学还是我们最基本的，培养我们，尤其是当时崔乃夫教务长、聂大江书记等，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崔就常说，还是要做学问，包括文革当中，经常到我家，问我在干什么。

　　有些事情很有意思。我举几个例子，在兰州大学，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段先生是物理系的系主任，物理系招研究生等，都是让我做的。77年那时候，两件大事，一是招研究生，二是招回炉班。研究生本来说招几个，当时学校很支持，报到省里扩展成20多个，变成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些研究生上了学以后真的很厉害，就改变了他们的处境，现在当教授呀、出国呀等等，各种工作都很好。还有一批回炉班，原是老三届下乡，招回来很多，只要是学点东西，答得还可以，都招来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处境，上来的和没上来的差别就太大了。学校的这些措施，给很多人创造了条件。

　　有个学生，在康乐县，他就报了半导体的研究生，这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是中学里的一个教师，但是考上了。当时教育局同意他报考，学校的书记到北京去开会，他不知道这事，因为他当时不在，就不同意，不给他发档案。这孩子就各处去跑，跑到临夏州、跑省里，来回支。有一次，聂大江书记到我家来谈什么事，我就说起这事。他说，这容易，我们学校录取的，他们为什么不发档案。后来就给搞了一个材料到甘肃省的内参上，内参很厉害，宋平同志是书记，很重视这个事，上面一弄，县里一看，很快就办妥了。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这学生后来到我家来，给我带来两个老玉米，他们家自个儿种的。后来这人还去了日本，做得也不错。

　　兰州大学从领导就爱才。一个女孩子叫孙婉，她好像是从张掖报考的，本来已经录取了，她的父亲是改政治卷子的。当地的一个地委副书记说，他判分时给她的女儿多给分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委副书记的儿子政治分数不太高，好像事先打过了招呼。因此他非要把孙婉扣下，不让录取。我们认为，要有问题应该提前提出来，兰州大学已经录取了，就和你地方没关系了，由我们来处理这事。后来这事闹得很大，物理系的老沈参加录取工作，当时找到辛安亭同志，辛老说，这事找招办商谈，于是在兰州组织政治老师重新阅卷。省招办同意后，找了11个政治老师重新阅卷，结果还比原来的多给了几分。这就没说的了，这个孩子后来比别人晚入学一个半月。

　　从辛老他们这些老教育家来说，就这么一个学生的事，你去找他，他非常热情、认真。他们满身心地爱护这些学生。孙的父母虽然是老师，其实家里不富裕，来的时候还给我带来了一小篮子鸡蛋，我还给她两块钱，你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17. 要不是母校来人，也很少有机会谈这些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同舟共济的思想，聂大江、辛安亭等等教育家，都是坚持标准的教育传统，并不因为这是一个学生就不管了，都是很认真的。包括刘冰书记，物理系第一次考卡斯比亚（CASPIA）考试，兰州大学考得非常好，有什么原因，别人都不知道。这是段先生给我的任务。但我并没有直接出面，直接出面的是汪映海老师。卡斯比亚考试这事怎么办，必须辅导，辅导老师中钱伯初老师是主力，要组织辅导班，从各个班里挑出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这从当时教学秩序上是不允许的。挑出这个班来，他原来的那个班的课就不能上了。能考上的还好，要考不上那怎么办，学生都快要毕业了，他连那个学期的课都没有上。这时候必须要有学校的决定，阻力还很多的，细节我就不说了。这时候我就找到刘冰书记。刘书记说，想一想，明天回答。他很慎重的，第二天刘书记到我家里去了，对我说，这事定下来了，就成立辅导班，找人辅导。如果考不上，我们还按照应届的毕业生去处理。另外还有跳级的，78级的参加辅导考试，物理就有一个叫祁念生的，就破格参加辅导。对这些，学校整个都给开绿灯。并不是我们兰州大学的水平比别人多高，而是其他学校没有经过老师专门辅导。别人还没有醒悟过来，兰州大学动手早，进行辅导，钱伯初老师还特别会猜题，搞了很多的国外习题，所以第一次考得特别好，当然第二次就不行了。段先生说，既然是辅导，优秀教师也应该可以参加，这需要学校批准，年轻教师考上，人家就走了，就不能再教书了，这些刘冰书记都批准。当时好像崔乃夫副校长还没走，他们就决定这事。那时候的领导也比较简单，他们只要觉得对提升兰州大学影响有好处，对兰州大学的发展有好处就干，没有太多的顾虑。实际上那时候阻力挺大，包括物理系阻力也很大，其他系不同意，你物理怎么就特殊啊。那次卡斯比亚考试对兰州大学的声誉影响很大，在美国有很好的影响。这些事情固然有教师的组织辅导，但没有领导的支持，也是不成的，因为这不是教师的权限所能做的事情。

　　我和陈耀祖先生非常熟，我和他住五号楼同一套房子十来年。陈耀祖先生曾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隔离、批斗，处境非常不好。国家发生了一件事，天水还是甘谷的（记不清了）农民由于经济紧张，吃了一种叫山藜豆的东西。吃了以后关节强直。当时李先念同志下了一个任务，要求搞化学的研究这是一个什么问题。那时候，批斗陈先生的大有人在，可是干正事，这些人没有本事，这任务还是交给陈先生来干。陈先生起早贪黑，微量分析，时不时还要接受学生们的批斗。最后发现，此豆中包含一种特殊蛋白质，致使关节强直。陈先生一边受批判、一边检讨、一边还做科研，给国家这样去干活。黄文魁先生也是这样。我和他很熟。我和他差辈分，他有时来我家里聊天。他也是被批斗得一塌糊涂。我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在做一件事。当时临夏有一个湖，人吃了湖水会得肠梗阻，容易死亡，需要处理这个问题。结果还是交给黄文魁先生去做。黄先生仔细研究此事。他对我说，当地的老乡用一种好像叫“地角草”的东西，放到水里煮一煮再吃就不会有事。他认为地角草中一定有治疗肠梗阻的东西。他把这些拿回来提炼。在受批判同时，起早贪黑，最后提炼出一种东西，在兰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实验，据说有效果，但后来他不幸空难去世了，在遗体中还抱着三尖杉样品盒。他们是非常的能干，在这么一种环境中还这么为国家做事情，去坚守，去干工作，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些。包括搞化学的朱子清老先生，朱先生后来也特别喜欢我，我那时候跟着段先生做工作，杨振宁先生对我们工作有好评。后来，我给学生们做个报告时，朱先生都亲自去听，听完了还找我，跟我谈，做学问应该怎么做，如何选题，不要着急，等等。你看这些老先生，都跨着系，总觉着你还是个人才吧，没有任何私心来鼓励、指点。我做过个报告，林迪生老校长、朱先生都去，这让我非常感动。那时候，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我回忆起来，这些老先生、老领导、甚至是搞后勤的老职工像郝聚金、程克信等，还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都很让人感动。要不是母校来人，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谈这些。

　　18. 兰州大学杀出来的都凭真本事、相当不错

　　（王秋林:葛先生，您现在经常作为评委参加一些评审工作，是否见到兰大的老师、学生进入候选范围感到高兴，是否对他们的评审给予特殊关注？）

　　是的，非常高兴。至于人情的因素还是很少，主要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老师们给我们的培养训练。不能说人完全没有感情，但要控制在非常小的允许的范围内。原则是你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好，工作不好，谁都没治，这一点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坚守。在我参与的评审中，要是兰州大学杀出来的，那可真都是相当不错的，他是凭真本事出来的，而不是靠忽悠就能上来。这就是前面说过的，他没得靠，只有靠自己，努力拼搏奋斗，靠硬东西。几乎到哪儿，虽然不特别多，我都能够碰到兰州大学的人。前年春节，天津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来了，对我说，葛老师，我是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毕业的，您的学生，天大招聘院长招来的。

　　我现在只在北京理工大学兼职，它基本是搞国防的，但是我并不从事国防。他们的理学院和国防没什么关系，我在他们学校开了一次会，碰到有一个搞爆轰力学的教授，就是兰州大学的，叫林建国，工作做得相当好。他至少是北京理工大学高评委最后评教授的评委之一。

　　物理所韩秀峰，做磁学做得相当好，研究室主任，相当好的；还有一个课题组负责人成昭华，研究也非常好；科学院理论所的前任党委书记就是兰州大学毕业的。在各个不同的单位，都能够碰到兰州大学的学生。能够在这些单位立住脚是很不容易的。北理工物理学院今年刚提了一个教授，很年轻的，叫韦浩他就是兰州大学的，小伙子人非常好，绝对是与世无争的人，就是做学问，充分体现出兰州大学的特点。

　　19. 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都很朴实，为人厚道

　　（王秋林：葛先生，您刚才谈到好多南开的学生身上都有着兰州大学的影子，这就是您把兰大的优良传统带来了南开。）

　　这是无形的。南开大学有它的优良传统，如何具体结合起来，很重要。我这里毕业了几十个学生，简单地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喜欢物理，都很努力，比较扎实，踏踏实实，就是做事情。他们为人都很厚道，不和别人计较什么，都是与人为善的人。东北师大的来了好几个，在我这儿招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太名牌大学的人来，原因很简单，名牌大学的基本上还没有毕业就出国了，毕业以后又要走，有的目的就是要出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学物理。而我学生中最典型的东北师大来的，做得都很好，也肯帮助人，口碑一般都很好。薛康已是名教授，孙昌璞现在当了院士了。他们绝不搞拉帮结派，都是学术上的交流，不去惹什么事，也不去瞎吹，只是平淡做事情，作风朴实。刚才说北理工的这个小伙子，兰大的，他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很好，引起了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叫做《New scientists）》，很有名的，专访他。你在中国投出一篇文章去，人家看了以后，引起兴趣，专门来访问你，这个很不容易。后来院里说是给他宣传一下，让他提供点材料，他坚决反对，说绝对不能宣传，他不提供任何材料，这是件真实的事，这小伙子很扎实。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都很诚实。刚才说的匡乐满，湖南师大的那位，他在湖南把一个学科完全发展起来了，整个带起了一个学科。但与别人交往，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师，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

　　20. 段先生对我就是这样，对我的的教育就是这样

　　（王秋林：葛先生，和您接触就感觉很平易，没有距离。）

　　因为过去段先生对我就是这样，段先生对我的教育就是这样。他常对我说，你别看那人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他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比你还聪明。说到一些文章什么的，他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评说，你也不要说什么，你呀，再写一篇就行了。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以前我在做研究生时，因为刚开始学得也不错，也有点心高气盛。但是，跟着段先生慢慢、慢慢地就有了改变。

　　你再看看杨振宁、陈省身、谷超豪谷先生等，这些高一辈的，他们对我们诚心诚意、都很平易。理论所的郝柏林院士，我当院士也是他推荐的，做得很用力，我从来没有给人家送过任何礼，每次到北京倒是他请我吃饭。但是他很严格，工作做到什么样，什么水平，他都有判断，要很诚实地跟他说，他觉着哪儿不对当时就给你指出来。这都是良师益友，这才是一个学术环境正常的气氛，而不是说你吹我、我捧你。这些都是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好。你比如说，钱三强先生，一次我们一起开会，钱先生地位很高啊，大家围坐，端上一条鱼来。钱先生就说了：哎呦，葛墨林在兰州吃不上鱼，我们让他多吃点。他这么一说，大家谁也不敢吃了，鱼最后都给剩下了。由此可见这些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怀。我在兰州大学上报博士生导师，那时候上报博士生导师很不容易得的，是王淦昌先生亲自推荐的，王先生对我也是非常好。老一辈的这些先生们，学问好，而且为人特别好。对晚辈提携的精神，不讲门派、不论出身，王淦昌先生那是很高很高的人物，但对我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喜欢我，让我感念终生。

　　（王秋林：您今天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这些老先生们呵护指导。）

　　对，很多老先生。所以我现在愿意花很多力量、尽其所能，传承他们的精神，帮助其他人起来。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就是这样出来的，能够体会到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他们也渴望别人的帮助。这是一样的，将心比心嘛，这样他们起来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过渡给他们就行了，也就是如此而已。

　　21.  经过兰州大学的严酷锻炼，其他都是小菜一碟了

　　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兰州大学经过严酷的这种锻炼，其他的困难都像是小菜一碟了。我过去喜欢看一些经典著作，最著名的就是，前苏联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前面有一个俄罗斯的谚语，给我一辈子的印象。大体说：当一个人在灰水里头泡三遍以后，再站立起来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大意）。这话很深刻，就是当你进入各种各样的环境，灰水就是碱水，经历了各种磨难以后，就无所畏惧，怕什么呢。

　　我虽然是北京人，可是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兰州长大的，我自己也在想，我对西北人民也是负有责任，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从感情上说，还是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点什么，至少要报答养育之恩。

　　22.到了南开以后，我觉着国际视野整个打开了

　　（王秋林：您从兰大到南开，除了陈先生邀您筹建研究室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80年代初的时候，兰州大学要调走的人很多。文革中有个516指示，由于医生护士下乡，他们的配偶也跟着下乡了，跟着到西北了。这时候，就纷纷调回。我是北京人，也在想，东边的条件总是比西边好，也有这个想法。80年代中，我开始想到浙江大学，浙大李文铸先生也想要我去。我还在浙大讲了一届电动力学，因为这个，浙大还有不少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走着走着有人叫我葛老师，我说谁呀，他说，在浙大听过我的课。但是，后来也没去。最重要的还是陈省身先生1985年办研究所，1986年办理论物理研究室。理论物理是和数学结合的学科，我去美国实际上是做的数学物理，就是把数学应用到理论物理。那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谈，到南开数学所是非常好的时机。因为陈先生在这儿，环境非常好，陈先生完全是按照美国伯克利的一套办法建设研究所的。当时，兰州大学条件比较差，东边一发展，兰大就更差了。就觉着，在兰大做数学物理也没有多少经费。杨先生1986年6月从香港打来电话，说是他要在南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但是国内必须有人做，你来做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他先让我到北京，他带着我到南开看一下，看有没有条件做这件事。他看了一下觉着还行，就把我放那里了。当时这个所是直属教育部的，因为陈先生在这里。成立理论物理研究室还专门向教育部打了报告，报告中有些话就是把我调过来协办这个研究室。当时教育部是不能直接从西边调人的。何东昌是部长，他把这个情况向刘众语书记谈了，胡校长（胡之德）也知道这个情况。兰大提出来说，我走了影响比较大，我的家属可以先走，我爱人秦世芬带着一个孩子——上中学的儿子（女儿已经考上大学走了）先到了南开，我呢，1986年9月过来了，可以全职在南开工作，但关系还留在兰大，90年才正式把关系转过来。

　　我第一次见陈先生，问：怎么做法。陈先生谈得很清楚，说我办数学所的原则很简单，就9个字：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那时候行政会很多，每周还要学习一天。他指的就是行政会；无计划，你也不用写计划；多做事，你就好好做事去，他有一套办法。陈先生当然非常有名。我们做的方向也是杨振宁先生亲自定的。

　　到了南开以后，我觉着国际视野整个打开了，不是兰州大学能比的。这在全国来讲，80年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国家支持的唯一的一所开放的数学所。他的提法就是：立足南开，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分三步。到这以后，每年都组织很多国际活动，有名的人、第一流的学者经常来，而且学校大力支持，校长母国光先生非常支持。我觉着，到了南开数学所，我自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视野不一样了。你整个的研究、你所接触到人，整个视野都不一样了。

　　杨先生的特点是，不管的事他就彻底不管了，他要管的话就特别细致。我每年都要给杨先生汇报一次工作，杨先生非常认真，做什么事都是这样。陈先生也是，从1986年到现在，我跟陈先生27年，他逝世的时候是2004年，逝世快10年了。跟杨先生是1977年在兰州见的面，后来他就让我到他那去。所以，我跟杨先生30多年了。现在，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在国内我和杨先生是最亲密的人，经常到北京去看他。他对我的关心是难以形容的。

　　23. 核心的工作基础还是从兰州大学形成的

　　（王秋林：葛先生，您被晋升为院士，这也是兰大的骄傲。您在兰大所做的工作或兰大对您的影响是否对您提升院士有所帮助？）

　　有的，很有影响。其实在提院士这个过程中的工作，当然以后还做了很多别的工作，核心的工作、基础还是从兰州大学形成的，有些是段先生带着我做的。我这个院士的工作可以分三部分，开始的部分实际上是跟着段先生做的，以后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做的工作，还有就是南开做的。我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因为基本是这个研究方向下来的。就是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势场思想，有的实际上最早还是段先生提出来的，叫做规范势可分解的思想。那是1975年的时候，还在文革当中呢。那时候，刚恢复学报。段先生带着我做这个工作，段先生是主要的。后来，我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过了30几年呢，国际上还特别承认这个工作，认为这个是属于一个重要的发展。跟我们这个工作同时，在美国的一个韩国人，姓赵（Qiao），他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是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几乎是在同时，这样大家都知道了。赵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1983年我在美国认识他有30年了。后来在俄罗斯有个很著名的院士叫法捷耶夫，一个很权威的人，他们也做这些事情，做来做去，后来通过赵才知道，段先生带着我30多年前就做过这个事情,他们非常惊讶。法捷耶夫后来有一篇长文章，特别提出来，段先生和我（主要是段先生）做过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多多少少还留下一点影响，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你想嘛，物理上一件工作，过了30多年以后，别人还承认，而且还在引用，那一定比较重要了。这就是段先生，他很有眼光，独立地做出来的。我也正是因为这些工作，逐渐发展走向数学物理，不是纯数学或纯物理的路，而是结合起来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的研究方向和主要的基础还是在兰州大学做出的，这一点都不夸大。我的老师段先生，还有杨先生带领我走出来的道路。包括我在兰州大学研究生的期间，跟着段先生涉猎的方向比较多，开始就搞广义相对论，后来就做规范场、做高能物理理论，后来又做孤粒子解、做量子理论，又做杨-巴克斯特系统等等。可以说，相当多的物理领域都做过。我不客气的说，做物理的做过这么多领域的人，在中国还不是很多。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做，而是在兰州大学这个环境，你非这样做不可。我不客气地说，一般主要的物理发展，别人一般瞒不了我，因为我都是这样跟着做过来的。我在兰州大学已经形成习惯，段先生也不断地给我教导。就是说，要不断地走新的路线，追随国际新的发展，再累再苦，你就得这样做。段先生现在都80多岁了，我也70多岁了，他还在不断地写文章，我也在不断学习，其实很累，你就得学，否则你就要落后，一落后你就永远跟不上。这是我在兰州大学养成的非常重要的习惯。一定要跟上时代物理的发展去做，这就是与时俱进吧。

　　还有就是，我所遇到的这些老先生，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点很重要。有些人啊（不很多），你跟他一接触，就感觉到有傲气，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所在的环境造成了他这样。像我们这样的，也没有那个基础，慢慢形成了习惯。这也是一种素质习惯，不自觉的。你就是这样过来的嘛，你想装也装不起来。我对领导们都很尊敬，但说老实话，领导在我脑子里和一般的同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我是做学问的，为国家做事情。

　　24. 我这一家子和党是断不开的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家都是共产党员。我哥哥是清华的地下党员，我二姐是原来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我四姐、三姐还有我，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最晚，我是84年入党。我哥哥文革后期去世了；我姐姐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儿童作家葛翠林，现在还在世；我三姐是一个很好的儿科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四姐13岁就参加志愿军，离休干部；我是家里最小的，入党最晚，我这一家子和党是断不开的，这都是我哥哥引导的，政治上都不成问题，跟党走，是很自然的。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空说都没有用，你是做什么的就把什么事做好，这样大家都好了。

　　（王秋林：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些故事。最后，您给我们留一句话，也留下您的字迹。）

　　我的字不太好看。（写：朴实、奋斗、感恩、责任，兰大精神发扬光大。2013年7月21日于南开大学 葛墨林）

　　葛墨林（1938.12-- ）。理论物理学家。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1965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教授，并兼任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

　　兰州大学校园文化精品项目——“萃英记忆工程”成果之一